瘋顛與文明第七章大恐懼(3)

第七章大恐懼(3)

　　上面這些就是道德試圖與醫學合謀來捍衛自己的夢想。那些危險雖然已被禁閉起來，但沒有受到足夠的限制。這些危險還迷惑了人們的想像和欲望。道德夢想著根除這些危險，但是人們總有某種衝動，想去體驗它們，至少是接近它們，或想像它們。籠罩著禁閉所的城堡的恐怖也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力。那裡的夜晚充滿著人們無法接近的歡樂；在那些推淬萎靡的面孔背後是恣縱放蕩；在這些黑暗背景上出現的是與博斯及其指委花園一脈相承的痛苦與歡樂。從《所多瑪的120天》裡的城堡中洩漏出來的秘密一直被人們悄悄地傳播著：「在那裡，所謂的囚徒受到駭人聽聞的嗓路。我們聽說那裡經常發生某些極其可恥的罪惡，有的甚至是在監獄的公共休息室裡公開發生的。這些罪惡按照現代的禮儀規範是無法說出口的。我們聽說那裡有許多粉脂氣的無恥囚徒。當他們離開這個他們和同夥任意放蕩的陰暗密窟時，他們已變得完全不知羞恥了，隨時準備犯下各種罪行。」

　　如羅什富科·利昂庫爾則提到薩爾佩特利耶爾的懲罰室的老婦和少婦形象。這些人一代一代地傳授著她們的秘密和享樂：「教養室是該院最嚴厲的地方。當我們參觀時，這裡關著47個姑娘，多數八年齡很小，與其說她們犯罪不如說她們無知。……令人吃驚的是，這裡總是把不同年齡的人混在一起，把輕浮的少女與老于世故的婦女混在一起，後者教給前者完全是最放蕩的東西。」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幽靈一直在18世紀的夜晚四處潛巡。有時它們被薩德的作品無情地展示出來，並定位在嚴格的欲望幾何學中。它們還將被戈雅用昏暗的光線表現在《瘋人院》或《聾人之家》中。《異類》上的形象與它們何其相似！一個完整的想像畫面再次出現了。它所表達的是此時由禁閉引起的大恐懼。

　　在古典時期被禁閉的不僅僅是把瘋人、放蕩者、病殘者和罪犯混在一起的抽象的非理性，而且還有一大批怪誕者，一個蟄伏的怪物世界。據說這些怪物曾經被博斯的作品的晦暗色調凸現出來而後又被其所淹沒。人們會說，禁閉所的城堡除了隔離和淨化的社會作用外還有一種完全相反的文化功能。即使它們能從社會表面將理性和非理性分開，它們依然在深層保留了使理性和非理性得以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

　　禁閉所的城堡是一個重要的、一直緘默的記憶庫。它們在陰暗處保存著一種被認為已經消滅了的形象力量。雖然它們是新的古典主義秩序建立起來的，但是它們不顧這種秩序，也不顧時代，保存了被禁止的形象，從而使這些形象能夠完整無損地從16世紀傳到19世紀。在這段被忽略的時期，布羅青山〔你在同樣的想像背景下加入了「愚人的呼喊」行列，努瓦爾瑟（Noirceuil）加入了關於雷斯元帥的傳說世界。禁閉縱容而且歡迎這種意象的反抗。

　　然而，州世紀末獲得自由的意象並非在各方面都與17世紀力圖消滅的意象一致。在黑暗王國發生的某些情況使它們脫離開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從中發現它們的那個秘密世界。它們原先寄寓在人們的心中、人們的欲望中和人們的想像中。此時，它們不是突然地將瘋癲者的存在公之於眾，而是沸沸一揚揚地表現為充滿奇特矛盾的人性欲望：情欲和謀殺，虐待狂和受虐狂，恣意妄為和奴顏婢膝，頤指氣使和忍氣吞聲，都形影相弔，集於一身。

　　15和16世紀瘋癲所揭示的無所不在的宇宙大衝突發生了變化，在古典時期末期變成了一種沒有心靈在其中起調停作用的辯證關係。虐待任（Sadism）不是終於給和性愛同樣古老的一種習俗起的名字。它是一種大規模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只是在18世紀末才出現，並構成西方想像力的一個最重大轉變；通過本能欲望的無限放縱，非理性轉變為心靈的指妄、欲望的瘋癲，以及愛與死的瘋狂對話。非理性被禁閉、被封住聲音達一個世紀之久。當它重新出現時，它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一種意象，也不再是一個形象，而是一種語言和一種欲望。正是在這個時候，虐待狂出現了。而且，下述情況並非偶然；虐待狂（直譯為薩德病狂——譯者）這個以一個人名命名的獨特現象就誕生於禁閉之中，薩德的全部作品都被要塞、囚室、地窖、修道院和無法接近的孤島等等的意象籠罩著。

　　這些意象實際上組成了非理性的天然棲身之地。同樣並非偶然的是，所有與薩德的作品同時代的有關瘋癲和恐怖的古怪文獻也都爭先恐後地從禁閉的據點湧現出來。於是，在18世紀末，西方人的記憶突然發生了全面的轉變，並且有可能重新發現中世紀末人們所熟悉的形象，當然這些形象受到歪曲，並被賦予新的意義。這種轉變不正是由於關押在迫使非理性沉默的地方的瘋狂者的劫後餘生和重新蘇醒而得到確認嗎？

　　在古典時期，人們的瘋癲意識和非理性意識一直沒有分開。支配著各種禁閉活動的非理性體驗包圍著對瘋癲的意識，逼迫後者節節後退，幾乎喪失其最有特徵的因素，乃至幾乎銷聲匿跡。

　　但是，在18世紀下半葉的焦慮情緒中，對瘋癲的恐懼是與對非理性的恐懼同時增強的。因此兩種相互依賴的煩惱不斷地相互強化。而且就在我們看到與非理性相隨的形象力量獲得自由的時候，我們也聽到四面八方都在抱怨瘋癲的猖極活動。我們早已熟知「神經疾病」引起的社會憂慮，知道隨著人類的自我完善，人變得日益脆弱。隨著這個世紀的進展，這種憂慮愈益沉重，人們的告誡也愈益嚴肅。勞蘭早已注意到：「自醫學誕生後，……疾病成倍增加，而且愈益危急，愈益複雜，愈益難以診斷和醫治。」到了梯京的時代，這種泛泛的印象變成了堅定的信念和醫學的教條：神經疾病「在過去不像在今天這樣常見；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過去的人總的來說比今天的人更健壯，也更少患病，而且那時的疾病也更少些。另一個原因是，近來，與其他的一般病因相比，引起神經疾病的病因大大增多了，而其他病因有的甚至似乎在減少。……我敢說，如果說神經疾病過去是很少見的，那麼今天則是最常見的疾病」。而且人們很快重新獲得了16世紀的那種強烈意識，即理性是不牢靠的，任何時候都會受到損害，尤其是受到瘋癲的損害。

　　日內瓦的醫生馬泰（Mathey）深受盧梭的影響。他對一切有理性的人提出希望：「如果你們聰明又有教養，你們不要以此來炫耀；一件小事就足以擾亂甚至毀滅你們引以為榮的所謂智慧；一個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緒波動就會一下子把一個最理智、最聰明的人變成了一個語無倫次的白癡。」瘋癲的威脅成為該世紀的一個緊迫問題。

　　但是，這種意識有一種十分獨特的方式。對非理性的迷戀是一個感情上的問題，涉及到肖像復興運動。而對瘋癲的恐懼就不太受這種遺產的束縛。如果說非理性的回歸表現為大規模的重現，不受時間制約而自我繼承，那麼瘋癲意識則伴有某種對現代性的分析，因而從一開始就把這種意識置於時代的、歷史的和社會的環境中。

　　在非理性意識和瘋癲意識二者分道場鎮的過程中，我們在18世紀末看到一個決定性的起點：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繼續前進，借助行爾德林、奈瓦爾（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時間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為這個世界的不合時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對瘋癲的認識則力求把時間更準確地置於自然和歷史的發展中。正是在這一時期之後，非理性的時間和瘋癲的時間就具有了兩個相反的向量。一個是無條件的回歸，絕對的下沉；另一個則相反，是按照歷史時序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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