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七章大恐懼

第七章大恐懼(1)

　　「一天下午，我在那裡默默地觀望，儘量不聽別人講話。這時，這個國度裡最古怪的一個人向我打招呼。上帝不會讓這裡缺少這種人的。這個人集高傲和卑賤，才智和愚頑於一身。」

　　當思想上的疑問陷入重大困境時，笛卡爾認為自己並沒有發瘋。儘管他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承認，各種非理性的力量伺伏在他的思想周圍，但是，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既然敢於提出疑問，他就不可能是「瘋人中的一員」。然而，拉摩的侄子卻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瘋了。在他的種種轉瞬即逝的判斷中，只有這一點是最固執的。「在他開始說話之前，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雙手舉到前額，然後他恢復了平靜，對我說：你知道，我既無知又瘋狂，既傲慢又懶惰。」

　　18世紀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拉摩的侄子》所表達的意義。但是，恰恰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了一件預示著某種重大變化的事情。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被送到禁閉隔離區的非理性又重新出現了，它帶來新的危險，而且似乎被賦予了提出質問的新權利。但是，18世紀的人首先注意的不是這種神秘的質問，而是社會印象：襤褸的衣衫以及叫花子的傲慢無禮，這種傲慢受到寬容，其騷擾力也因一種可笑的縱容而化為烏有。

　　18世紀的人可能並沒有從拉摩的侄子身上認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現出來。「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對話者，類似一個「參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內心則充滿熱望；因為這是自大禁閉以來瘋人第一次成為一個社會的人，第一次有人與他交談，而且受到詢問。非理性再次作為一個種類出現了，雖然這個種類的數目不大，但畢竟出現了，而且慢慢地恢復了它在所熟悉的社會環境中的地位。在法國大革命前十來年，梅西埃（Mercier）吃驚地發現了這一現象：「進入另一家咖啡館，會有一個人用平靜自信的語調對你耳語：先生你無法想像政府對我是多麼無情無義，政府是多麼昏庸！三十年來，我捨棄一切，不謀私利，關在書房裡苦思冥想，精心謀劃。我設計了一個償付全部國債的方案，還設計了一個增加國三財富，讓他獲得四億法郎收入的方案，另外還有一個永遠摧毀英國的方案。一提起英國，我就火冒三丈。……設計這些方案需要我投入全部的天才，可是正當我致力於這些偉大的工作設計時，家裡出了麻煩，幾個找岔的債主讓我坐了三年牢。……當然，先生，您是知道愛國主義是多麼可貴的。我是為我的國家而犧牲的，是一個無名烈士。」從後人的角度看，這種人以拉摩的侄子為中心形成一類人。他們沒有拉庫的侄子那種複雜豐富的人格。只是為了使畫面更豐富生動，人們才把他們當作拉摩的侄子的追隨者。

　　但是，他們不完全是一種社會側影，一種滑稽形象。在他們身上有某種東西涉及到18世紀的非理性。這就是他們的饒舌，他們的焦慮以及他們相當普遍地具有的那種含混的指妄和那種根本性痛苦。這些都是真實的存在，至今留有蹤跡。至於17世紀末的浪子、放蕩者、流氓，很難說他們究竟是瘋人，病人，還是罪犯。梅西埃自己也不知道該把他們劃入那個階層：「在巴黎，有一些十分好的人、經濟學家和反經濟學家，他們衷腸俠義，熱心於公共事業，然而遺憾的是，他們『頭腦發昏』。換句話說，他們目光短淺，他們不知道自己活在哪個世紀，面對的是什麼人；他們比白癡更難讓人忍受，因為他們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們從不切實際的原則出發，進行錯誤的推理。」

　　確實有這樣一些人存在。這些「頭腦發圖」的設計者們給哲學家的理性、改革計劃、憲法草案等增添了一種被窒息的非理性。他們成為啟蒙運動的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鏡子和一幅無惡意的漫畫。然而，當非理性的人被認為已深深地隱藏在禁閉領域中時，一種可笑的縱容卻允許他回到光天化日之下，這難道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嗎？這種情況就好像古典主義的理性再次承認自己與非理性意象有一種近親關係、相似關係。也好像理性在歡慶勝利之際卻讓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復生，允許它在秩序的邊緣遊蕩。這是一種相似的幽靈、理性既從中認出自己又否定自己。

　　然而，恐懼和焦慮並沒有被擺脫掉。它們在對禁閉的反應中再次出現，並且變本加厲。人們曾經害怕，現在依然害怕禁閉。18世紀末，薩德依然憂心忡忡，懼怕他所說的「黑人」在伺機把他帶走。但是，此時禁閉地已獲得自己的力量它反而變成了邪惡發源地，自己便能傳播邪惡，建立另一種恐怖統治。

　　在18世紀中期的幾年間，突然產生了一種恐懼。這種恐棋是從醫學角度產生的，但主要是因一種道德神話而得以傳播。當時人們聽說從各禁閉所傳出一種神秘的疾病，而且即將危及各個城市。人們紛紛談論監獄熱病。他們想到了囚車和帶鐐的囚犯，據說他們經過市區時會留下疾病。有人說壞血病會引起傳染病；有人說被疾病污染的空氣會毀滅居民區。中世紀大恐慌又出現了，通過各種可怕的說法引起第二次恐慌。

　　禁閉所不再僅僅是城市邊緣的麻瘋病院了；城市已面對著麻瘋病本身了：「這是城市身上的可怕的潰瘍，又大又深，流淌著膿水，若不是親眼所見，絕對無法想像。這裡臭氣熏天，遠在四百碼以外就會聞到。這一切都在提醒人們，你們正在走近一個狂虐肆行的地方，一個墮落和不幸的淵落。」許多禁閉中心都建在原來關押麻瘋病人的舊址。因此，似乎經過若干世紀後，這裡的新居民也染上了麻瘋病。這些禁閉所使人們想起原址所具有的標誌和意義；「首都不能有哪怕一個麻瘋病人！不論誰提到比塞特爾這個名字，都會有一種無法表述的厭惡、恐懼和蔑視的情感。……它已成為社會中最猙獰最醜惡的東西的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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