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六章醫生與病人(4)

第六章醫生與病人(4)

　　旅行還能直接地至少是通過較直接的方式影響思想的變化，因為後者完全取決於情緒。五光十色的風景能排遣憂鬱症患者的鬱積。這種療法古已有之，但是在18世紀則受到新的重視，其形式也多種多樣，從實際旅行到文學和戲劇的想像旅遊，應有盡有。卡級（Antoine ie Camus）為使各種憂鬱症患者「放鬆大腦」而提出醫治方法：「散步、旅行、騎馬、做室外操、跳舞、看戲、讀閒書、工作等，均能排遣苦苦糾纏的想法。」恬靜多姿的鄉間景色「能使憂鬱症患者遠離引起痛苦回憶的地方」，使他們擺脫偏執的困擾。

　　與上述情況相反，躁狂症的躁動則可以用有規律的運動的良好效果來糾正。這裡不需要恢復運動，而是要調節躁動，暫時停止其運動，使病人的注意力集中起來。旅行之所以有效，不是因為途中不斷地休息，而是因為旅行使病人耳目一新，從而產生好奇心。

　　旅行能在病人的思想完全聽命於內部運動的振動的情況下從外部來分散其注意力。「如果人們能發現某些物體或人能使病人的注意力從胡思亂想轉移井多少能集中在其它東西上，那麼就應該讓躁狂症患者經常見到這些物體或人。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旅行常常會帶來許多好處，因為它打斷了原來的思路，提供了轉移注意力的對象。」

　　運動療法能給憂鬱症患者造成變化，能迫使躁狂症患者循規蹈矩。這種療法隱含著這個世界力圖控制精神錯亂者的觀念。它既是一種「齊步走」的口令，又是一種改造術。因為運動既規定了它的節奏，但又透過花樣翻新而不斷地要求病人的思想放棄自身而回到現世中。如果浸泡法確實一直隱含著關於沐浴和再生的倫理上的和幾乎宗教上的記憶的話，那麼我們在運動療法中也會發現一個相對應的道德主題。與浸泡法中的主題相反，這個主題是，回到現世中，通過回到自己在普遍秩序中的原有位置和忘卻瘋癲，從而把自己託付給觀世的理智。因為瘋癲純粹是一種主現狀態。

　　我們看到，即使是在經驗論中這種治療方法也與古典時期的瘋癲體驗的龐大組織結構發生著衝突。由於瘋癲既是一種錯誤，又是一種罪過，因此它既不潔又孤立；它脫離了現世和真實，而它又因此而陷入邪惡。它的雙重虛無性就在於一方面它是那種非存在物的可見形式，而非存在就是邪惡的，另一方面，它用空虛和諧妄的情感現象來表達謬誤的非存在。它是絕對純潔的，因為它什麼都不是。如果說它是什麼的話，那麼它只是主體的消失點，在這個點上任何真理都被勾消。但它又是絕對不潔的，因為這種虛無是邪惡的非存在形式。因此，醫治方法及其形象強烈的物理象徵——一方面是加固和恢復運動，另一方面是淨化和浸泡——是秘密地圍繞著兩個基本主題組織起來的：病人必須返朴還真，必須脫離其純粹主觀狀態而回到現世中；必須消除使病人自我異化的非存在，但病人必須回到外部大千世界，回到存在的堅實真理上來。

　　這些方法被沿用的時間比其意義存在的時間更長久。當瘋癲在非理性體驗之外獲得了純粹的生理學和道德意義時，當古典主義藉以給瘋癲下定義的謬誤與過失的關係被單一的罪過觀念所取代時，這些方法依然被使用著，只是其意義要狹窄得多。人們所尋求的僅僅是一種機械效果，或者說是一種道德懲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運動調節法蛻變為著名的「旋轉機」。考克斯（Mason Cox）在19世紀初曾描述其機制和效用：將一根柱子垂直固定在地板和天花板上；將一把椅子或一張床懸掛在圍繞立柱水平運動的支架上，將病人綁在上面。借助一個「不很複雜的齒輪系統」，讓機器按照「所需的速度」開始運轉。考克斯引述了目睹的一例：這是一名因憂鬱症而陷入僵癡的病人，「他的膚色黑青，眼睛發黃，目光盯著地面，四肢僵硬，舌頭乾澀，脈搏遲緩。」

　　這位病人被放到旋轉機上後，機器開始加速旋轉。效果是出乎意料的。病人開始極度不安，從憂鬱症的僵直變為躁狂症的亢奮。但是，在這種最初的反應過去之後，病人又回復到最初的狀態。此時，機器的節奏變了，轉得非常快，但也有規律地突然停頓幾次。這樣，憂鬱症被驅除了，而旋轉還未來得及造成躁狂症的亢奮。這種憂鬱症「離心分離法」很典型地體現了對舊醫療方法的新用法。運動的目的不再是使病人回到外部世界的真理，而僅僅是產生一系列純機械性和純生理方面的內在效果。決定醫療方法的不再是真理的呈現，而是一種功能標準。

　　在這種對舊方法的新闡釋中，人的機體僅僅與自身及自身的性質有關係，而原先則是要恢復人的機體與世界的聯繫以及與存在和真理的根本聯繫。如果再考慮到旋轉機很快被當作一種威脅和懲罰手段，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在整個古典時期從多方面維護這些醫療方法的各種意義大大喪失了。醫學手段原來被用於祛除罪惡，消除謬誤，使瘋癲回復到世界不言自明的真理，現在醫學則僅滿足於調節和懲罰的功用。

　　1771年，邊維爾在《論女子淫狂》的文章中寫道，有時「僅靠治療幻想」就能治癒這種病，「但僅靠物理療法則不可能或幾乎不可能有明顯的療效」。不久，博歇恩（Beauches－ne）寫道：「僅用物理手段來醫治瘋癲是徒勞無效的。…話不借助於某種方法使虛弱的病人在精神上強健起來，單靠物質療法絕不會獲得完全的成功。」

　　這些論述並沒有揭示出心理治療的必要性，但是它們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這個時代醫學思想還沒有明顯地將物理療法和道德治療區分開。各種象徵的統一體開始崩潰了，醫療方法開始喪失其無所不包的意義。它們只具有對肉體或對心靈的局部效用了。治療的方向再次發生變化。治療不再由有意義的疾病統一體來決定，不再圍繞著疾病的主要特性來統籌安排，而是分門別類地針對著構成疾病的不同因素來進行。因此治療將由一系列局部的醫治方法構成，其中，心理治療和物理治療並行不悖，相互補充，但絕不相互滲透。

　　實際上，當時已經出現了心理治療的雛形，但是應用這種方法的古典時期的醫生們卻沒有這種觀念。自文藝復興以來，音樂重新獲得了古人論述過的各種醫療能力。音樂對瘋癲的療效尤其明顯。申克（Johann Schenck）讓一名「嚴重的憂鬱症患者」去聽「各種器樂演奏會，使他特別高興」，結果患者痊癒了。阿爾布萊希特在醫治一位指妄病人時，在各種療法均告無效後，便讓他在一次犯病時去看演出，結果，「有一首很平凡的歌曲竟使病人清醒過來，使他感到愉悅並開懷大笑，從此不再犯病。」

　　此外，甚至還有用音樂治癒躁狂症的例子。但是，這些例子決不意味著當時會對此做出心理學解釋。如果音樂治癒了瘋癲，那麼其原因在於音樂對整個人體起了作用，就像它能有效地滲透進人的心靈一樣，它也直接滲透進人的肉體。迪默布羅克不是談到過音樂治癒了鼠疫患者的情況嗎？無疑，多數人已不再像波爾塔（Gi－am5attistadellaPorta）那樣依然認為，音樂通過其聲音這一物質現實將樂器本身的隱秘力量傳遞給肉體；也不再像他那樣認為，用「冬青木笛吹奏的一首歡快樂曲」便可治癒淋巴病，或用「雖葵笛吹奏的一首輕柔樂曲」便可緩解憂鬱症，或必須用「飛燕草或勞尾莖做的笛子來醫治陽萎病人」。

　　但是，如果說音樂不再傳遞隱含在物質中的力量，那麼它對肉體的效力在於它將某些品質傳遞給了肉體。音樂甚至是最佳的品質傳遞機制，因為它從一開始僅僅是一種運動，而一旦傳到耳朵裡，它立刻變成品質效應。音樂的治療價值在於，這種變化在體內便停止了，品質在體內重新分解為運動，感受的愉悅變成以往那種有規律的振動和張力的平衡。人作為靈肉統一體，從另一個方向跟隨這種和諧運動，從感受的和諧轉到波動的和諧。在人體內，音樂被分解了，而健康卻恢復了。

　　但是還有另外一條更直接，也更有效的途徑。人若是走上這條途徑，就不會再是一個消極的排斥樂器的角色；他就會像一個樂器那樣做出反應：「如果人們僅僅把人體看作一組繃緊的纖維，而忽略它們的感覺、生命力和運動，那麼就很容易認為音樂會在纖維上產生與在類似樂器的琴弦上相同的效果。」這是一種共振效果，無須通過漫長而複雜的聽覺途徑便可達到。神經系統隨著彌漫於空氣中的音樂振動，神經纖維就好像許多「聾啞舞蹈者」，隨著它們聽不見的音樂翩翩起舞。就在這個時候，在人體內，從神經纖維到心靈，音樂被重新編織，共振的和諧結構使感情恢復了和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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