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六章醫生與病人(5)

第六章醫生與病人(5)

　　瘋癲治療術中對感情的利用，不應被理解為一種心理治療。利用感情來醫治癡呆，不過是想突破靈肉統一體的結合點，利用一個事件的雙重效應，利用這些效應之間直接呼應的意義。用感情來醫治瘋癲意味著人們承認靈與肉的相互象徵意義。

　　在18世紀，恐懼被認為是一種最適宜讓病人激發出來的感情。它被視為對躁狂症患者和精神錯亂者加以約束的天然補充手段。人們甚至沒想了一種紀律，即要讓臊狂症患者的每一次狂怒發作都將立刻伴有一種恐懼作為修補：「只有用武力才能壓制躁狂症患者的發作，只有用恐懼對付狂怒，才能制服狂怒。如果在狂怒發作時，將公開出醜與對懲罰的恐懼聯繫在一起，印在病人的腦子裡，那麼這二者就會難解難分，成為一對毒藥和解藥。」但是，恐懼不僅僅對瘋癲的後果起作用，而且還能對付和壓制疾病本身。實際上，它能使神經系統的運轉便滯，抑制其過分活躍的纖維，控制全部紊亂的運動。「恐懼是一種能減弱大腦興奮的感情，因此它能對抑制過度的興奮，對躁狂症患者的暴怒尤其有效。」

　　如果說恐懼一憤怒的相克關係能夠有效地用來制止躁狂症患者的躁動，那麼反過來也可以用於醫治憂鬱症患者、疑病症控者以及各種具有淋巴質氣質的人的莫名恐懼。梯索重新提出發怒是膽汁的釋放結果這一傳統觀念，認為發怒有助於化除淤積在胃和血液裡的粘痰。發怒時神經纖維變得緊張，因此振作起來；這就能恢復原已喪失的彈性，使恐懼消散。感情療法是基於一種由來已久的關於品質和運動的說法。

　　這種說法認為品質和運動可以直接以各自的方式從肉體轉移到靈魂，反之亦然。謝登曼特爾（Scheidenmantel）在論述這種療法的文章中說，「當醫治需要在體內造成這種感情所產生的那種變化時」，就應使用這種療法。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它可以普遍地取代其他各種物理療法，因為它是唯一能夠產生同樣效果的不同方法。在感情療法和藥物治療之間沒有本質差別，它們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來深入身心共有的那些機制。「如果用理性不能使病人去做恢復健康所必需的共，那就應該用感情。」

　　物理療法同心理或道德療法之間的差別對於現代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古典時期這種差別不可能被當作可信的，至少是有意義的區分。只有當恐懼不再被視為一種抑制運動的方法，而僅僅被視為一種懲罰時；當歡悅不意味著有機體的舒張，而意味著一種酬報時；當發怒僅僅是對有意羞辱的一種反應時；總之，當19世紀通過發明著名的「道德療法」而將瘋癲及其醫治引入罪想領域時，上述區分及其各種蘊含才開始存在。只有當對瘋癲的關注轉向對責任者的審問時，物理性和道德性之間的區分才在人們思想中成為一個實際的醫學概念。當時所規定的純粹道德範圍嚴格地規定了現代人在內心深處探索自身深度和自身真理的範圍。

　　在19世紀上半葉，物理療法往往成為由某種天真的決定論所設計的療法，而道德療法則往往成為一種可疑的自由所創造的療法。心理學作為一種治療手段從此以懲罰為中心來建構。它首先不是解脫病人，而是按照嚴厲的道德要求製造痛苦。「不要去安慰，安慰是徒勞無益的；不要訴諸說理，說理是無濟於非的；不要與憂鬱症患者一起悲傷，你的悲傷只會加重他們的悲傷；不要對他們裝出歡快的樣子，那樣會傷害他們。此時需要的是沉著冷靜，在必要時還需要嚴厲。讓你的理性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在他們身上有一根弦還在振動，那就是痛苦；要敢於找動它。」

　　醫學思想對物理性和道德性的區分並非出自笛卡地關於物質的定義。在苗卡地之後一個半世紀內，醫學並沒有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層次上吸收這種區分觀念，也沒有把這種物質區分理解為有機體與心理的對立。古典時期的醫學理論，無論是擁護笛卡兒的還是反對笛卡兒的，都沒有把笛卡地的形而上學二元論引進到對人的研究中。而且，當人們開始做出這種區分時，並不是由於重新肯定了《沉思錄》，而是由於對越軌做了新的解釋。在醫治病人時，懲罰手段的使用才使肉體治療同心靈治療區分開來。只有當瘋癲變成了罪意，才可能出現純粹的心理治療。

　　然而，古典時期的整個醫學實踐可能會成為頑強反對上述看法的證據。純粹的心理學因素似乎已經在醫療方法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否則如何解釋這一事實，即在不用肉體治療的情況下，古典時期的醫生非常看重對病人的告誡、規勸和講道理？如何解釋索瓦然所表述的同時代人的一致看法，郎「只有身為哲學家才能醫治心靈疾病。因為其病很不過是病人要得到他所喜愛的東西的強烈欲望。醫生的部分職責就是，用堅實的道理向病人說明，他所欲求之物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以此使病人改邪歸正。」

　　但是，這種治療瘋癲的方法同我們前面討論的方法一樣，都不是心理療法。語言作為真理或道德的表述，與肉體有直接關係。達維爾在《論女子淫狂》的論文中說明，採用或拒絕一個倫理原則會如何直接改變人的機體運作過程。然而，有些方法是旨在改變靈肉共有的特性，而有些方法則是用話語來醫治瘋癲。這兩類方法有本質差別。前一種方法是一種隱喻法，認為疾病是本性的敗壞。後一種方法是語言法，認為瘋癲是理性的自我衝突。在後一種方法起作用的領域裡，是從真理和謬誤的角度來「治療」瘋癲的。這裡所說的「治療」包括「對待」等含義。

　　總之，在整個古典時期，有兩類並行不掉的醫治瘋癲的技術系統。一類是基於某種關於品質特性的隱含機制，認為瘋癲在本質上是激情，即某種屬靈肉二者的（運動——品質）混合物。另一類則基於理性自我爭辯的話語論述運動，認為瘋癲是謬誤，是語言和意象的雙重虛幻，是諺妄。構成古典時期瘋癲體驗的、感情的和諺妄的結構循環圈在這個技術世界裡再次出現，只不過表現為更簡略的方式。其統一性只是隱約表現出來。而明顯可見的則是瘋癲醫學的二元性，抑制該病的方法的二元性，對待非理性的方式的二元性，這種二元性幾乎是一種對立性。後一類醫學方法可歸納為三種基本類型。

　　1．喚醒法。因為諺妄是人的白日夢，所以必須使簷妄者擺脫這種似睡非睡的半昏迷狀態，使之從白日夢及其意象中真正清醒過來，這時感知意象就會驅散夢幻。笛卡兒在《沉思錄》中從一開始就尋找能逐一掃除各種幻覺的絕對清醒狀態，最後他反而在夢幻的蘇醒中、在對被欺騙的意識的意識中發現了這種狀態。但是，在瘋人那裡，醫學必須起喚醒作用，把笛卡兒式勇氣的寂寞變成一種權威性干預，通過清醒的而且確信自己清醒的人來干預半睡半醒的人的幻覺。這是一條武斷地縮短笛卡兒的漫長道路的捷徑。

　　笛卡兒在其結論中，在一種水不自我分裂的意識的二元化中所發現的東西，正是醫學要從外部通過醫生與病人的分裂強加給病人的東西。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複製了「我思」之片刻與夢幻、幻覺和瘋癲之時態的關係。醫生完全是一個外在的「我思」，與思考本身無關，只有用一種闖入的方式才能把「我思」加到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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