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二章大禁閉(5)

第二章大禁閉(5)

　　在取締遊手好閒時將瘋人也包容在內，這一點並非無足輕重。從一開始，瘋人就與貧民並列，與遊手好閒者並列（不論遊手好閒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同那些人一樣，瘋人也要服從強制勞動的規章。而實際上，在這種統一的強制中，他們一再地表現出他們的獨特之處。在工作間裡，他們明顯地與眾不同，因為他們沒有工作能力，不能跟上集體生活的節奏。18世紀，人們發現必須為精神不健全者提供一種特殊制度。這種必要性和大革命前夕發生的禁閉大危機，是同在勞動的普遍要求中所獲得的對瘋癲的體驗相聯繫的。

　　人們並不是到了17世紀才「關押」瘋人，但是，正是在這個時期人們才開始把他們和一大批被認定屬同類的人「禁閉」和「拘留」在一起。直至文藝復興時期，對瘋癲的情感還是與天馬行空的想像聯繫在一起。到了古典時期，人們第一次通過對遊手好閒的譴責和在一種由勞動社會所擔保的社會內涵中來認識瘋癲。勞動社會獲得了一種實行隔離的道德權力，使它能夠驅逐各種社會垃圾，就像是把它們驅逐到另一個世界。正是在勞動的神聖權力所圈定的「另一個世界」裡，瘋癲將取得我們現在認為屬它的地位。如果說，在古典時期的瘋癲中有什麼指涉著另外的地方，「另外的東西」，那麼其原因已不在於瘋人是來自那個非理性的世界，帶有非理性的烙印，而在於他自願地越出資產階級秩序的雷池，置身於其神聖的倫理界限之外。

　　實際上，禁閉的實踐與必須工作的主張之間的關係不是由經濟條件規定的。遠非如此。是一種道德觀念維繫和推動著這種關係。當（英國）商業部發表關於貧民問題的報告、提出「使之變成對社會有用之人」的措施時，報告清楚地指出，貧困的根源既不是商品鷹之也不是失業，而是「紀律鬆懈和道德敗壞」。（法國）1657年的敕令也充滿了道德譴責和驚恐不安。「由於對各種犯罪的過分寬容，乞丐的自由放任已超過了限度。如果他們依然不受懲罰的話，上帝就會詛咒這個國家。」這種「自由放任」不是與那種與偉大的勞動法則相關的東西，而是一種道德上的自由放任：「從事慈善工作的人從經驗中得知，他們之中許多人未婚而同居，他們的子女有許多未受過洗禮，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味於宗教，蔑視聖事，屢屢犯罪。」

　　因此，總醫院從外表上並不僅僅是老弱病殘者的收容所。它後來也不僅僅是強制勞動集中營。它還是一個道德機構，負責懲治某種道德「阻滯」，這種「阻滯』慨不能受到法庭審判，也不能單純靠苦修來醫治。總醫院具有一種道德地位。它的監理們負有道德責任，同時被授權學有各種司法機構和壓迫手段。「他們有命令、管理、商業、警察、司法和懲治的權力」；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們可以使用「火刑柱、鐐銬、監獄和地牢」。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工作義務就取得了既是倫理實踐又是道德保障的意義。它將成為禁欲苦行（askests）、成為懲罰，成為某種心態的表徵。凡是能夠和願意工作的囚徒都將獲釋，其原因與其說是他已再度成為對社會有用之人，不如說是他再次在人類生存的偉大道德公約上簽了字。1684年4月的一項法令規定，在總醫院內設立一個收容25歲以下少男少女的部門，在該部門裡，每日大部分時間必須工作，還必須輔以「讀講宗教著作」。

　　但是，按照規定，這種工作完全是約束性的，沒有任何生產的考慮：「應該在他們的體力和狀況所允許的限度內讓他們盡可能長時間地、辛苦地工作。」根據他們在這最初活動中的積極態度「判斷他們改過自新的願望」。然後才能教他們學習一門「適合他們性別和稟賦」的職業。最後，凡有過失「都將受到總監認為適當的懲罰，如減少粥食、增加勞動、禁閉以及該醫院通用的其他懲罰手段。」讀了《薩爾佩特利耶爾聖路易醫院日常生活條例》後，就完全能夠懂得，勞動規定是作為道德改造和約束的一種練習而被制度化。如果說這種規定沒有揭示出禁閉的根本意義的話，那麼它至少揭示了禁閉的基本理由。

　　發明一個強制場所，使用行政措施進行道德訓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批將道德義務和民法組合在一起的、令人瞠目的道德機構。各國的法律將不再容忍心靈的混亂。雖然，在歐洲文化中，道德錯誤，甚至完全私人性的錯誤，被視為對社會成文法或習慣法的冒犯，這並不是第一次。但是，在古典時期的大禁閉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新的特點在於，人們被禁閉在純粹道德的城市中，在那裡，毫不妥協、毫無保留地用嚴厲的肉體強制來實行統治心靈的法律。道德自願地像商業或經濟那樣接受行政管理。

　　於是我們便看到，在絕對君主制的機構中——在這些長期以來一直成為其專橫權力的象徵的機構中，銘刻著資產階級和繼之而來的共和主義的重要思想；美德也是一種國家大事，可以用法令來振興美德，可以設立權力機構來確保美德受到尊重。禁閉的圍牆實際上是把17世紀資產階級的良心開始憧憬的道德城市中的消極因素圈封起來。這種道德城市是為那些從一開始便唯恐避之不及的人設立的，因為在那裡正當的統治完全憑藉著不許上訴的暴力來維持。

　　這是一樣美德的統治，在那裡人人自危，對奉行美德的唯一回報（美德本身也就是報酬）就是避開了懲罰。在這個資產階級城市的陰影籠罩之下誕生了這種奇怪的美德共和國。它是用暴力強加給所有被疑為有罪的人的。它是古典時期資產階級的偉大夢想和嚴重偏見的底面：國家法律和心靈法律最終合二為一。「讓我們的政治家們停止他們的計算吧，……讓他們徹底懂得，金錢可以支配、切，但不能支配道德和公民。

　　看上去，難道不正是這種夢想素繞在漢堡禁閉所的創建者們的心頭嗎？有一位監理希望看到「在這所教養院所教導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宗教和道德義務。……教師應該用宗教來教誨兒童，在合適的時候鼓勵他們學習和背誦聖經的段落。他還應教他們學習讀寫和計算，教他們學會用文雅舉止對待參觀者、他應該負責讓他們井然有序地參加宗教儀式。」

　　在英國，勞動院的條例用很大篇搞規定道德監督和宗教教育。譬如，普利茅斯勞動院指定一名教師來貫徹「虔誠、莊重和謹慎」三項要求。在每日早晚的規定時間，由他主持禱告。每個星期六下午和節假日，他要向被收容者們發表講話，「根據英國國教教義，用新教的基本內容」規勸和教誨他們。不論在漢堡還是在普利茅斯，不論是教養院還是勞動院，在整個歐洲的新教地區都建立起道德秩序的堡壘。在那些地方灌輸著宗教和各種有利於國家安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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