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二章大禁閉(4)

第二章大禁閉(4)

　　當巴黎總醫院創立時，其意圖首先是制止行乞，而不是給被拘留者提供某種職業。但是，科爾伯似乎與當時某些英國人一樣，把勞動自救視為一項消除失業的措施和一種對製造業發展的刺激。在外省，監理們都以為慈善院有某種經濟意義。「凡是有勞動能力的窮人都必須在工作日幹活。這樣才能避免萬惡之源——遊手好閒，同時也使他們習慣于誠實的勞動，並能掙得維持生活的一部分衣食。」

　　有時候，甚至做出某些安排，允許私人企業家使用收容院的人力來為他們牟利。譬如，根據1708年的一項協議，某企業家應向蒂勒的慈善院提供羊毛、肥皂和煤，而該院則以梳紡好的羊毛作為回報。其利潤由該企業家和該院分享。在巴黎，人們甚至幾次試圖把總醫院的建築改造成工廠。如果1790年的一部匿名《回憶錄》的內容屬實的話，那麼，在皮梯耶，曾經試著生產「各種能向首都提供的產品」；最後，「萬般無奈，只得生產成本最低的一種花邊絛帶」。

　　在其他地方，這種努力也同樣很少收到成效。在比塞特爾曾做了各種嘗試：生產細線和粗繩，磨光鏡面等。尤其著名的是1781年嘗試的「大井」，即用囚徒代替馬來車水，幾組囚徒從早晨五點輪流幹到晚上八點。「人們出於什麼理由決定安排這種不可思議的工作？是為了節約還是僅僅為了讓囚徒忙碌？如果出於後一種考慮，讓他們從事既有益於他們又有益於醫院的工作不是更好嗎？如果是為了節約，我們難以理解。」在整個18世紀，科爾伯想賦予總醫院的那種經濟意義愈益減弱了。這個強制勞動中心日益變為遊手好閒的特權場所。大革命時期的人會一再質問：「是什麼造成了比塞特爾的混亂？」他們也會提供17世紀已經給出的答案：「是遊手好閒。消除它的手段是什麼？是工作。」

　　古典時期以一種含混的態度來使用禁閉，使其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它被用於吸收失業，至少消除其最明顯的社會後果。另一方面，在成本可能變得太高時，它被用於控制成本。也就是說，它對勞動力市場和生產成本交替發生作用。但是，從結果上看，禁閉所似乎並不能有效地發揮人們所期待的雙重作用。如果它們吸收了失業者，這主要是為了掩蓋他們的貧困，以避免造成惡劣的社會或政治後果的騷動。但是當失業者被趕進強制勞動車間時，鄰近地區或類似地區的失業就會激增。至於對生產成本的影響也只能是虛假的，因為按照禁閉本身的費用來計算，這種產品的市場價格與製造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如果單純按照禁閉所的實用價值來衡量，那麼禁閉所的創立應視為一種失敗。在19世紀初，作為窮人收容中心和窮人監獄，它們在歐洲普遍消失了。這就證明了它們的徹底失敗，表明它們是工業化初期很笨拙地提出的一種暫時性的、無效的救治措施和社會防範措施。然而，正是在這種失敗中，古典時期進行了一項不可約減的實驗。今天看來是某種生產與成本的拙劣的辯證關係，在當時則具有其現實意義，即包括著某種勞動倫理意識。在這種意識中，經濟機制的困境變得無足輕重，反而有利於肯定某種價值。

　　在工業世界的這個最初階段，勞動似乎同它將引起的問題毫無關聯；相反，它被視為一種消除各種貧困的通用辦法，一劑萬應靈藥。勞動和貧困被置於一種簡單的對立關係和反比例關係中。按照古典時期的解釋，勞動所具有的消除貧困的力量和特點，與其說是源於其生產能力，不如說更多地源于某種道德魅力。勞動的效力之所以被承認，是因為它以某種道德昇華為基礎。

　　自從人類墮落以後，人類就把勞動視為一種苦修，指望它具有贖罪的力量。不是某種自然法則，而是某種詛咒的效力迫使人們勞動。如果人類遊手好閒，致使大地沉睡不醒、不結果實，那麼大地是沒有罪過的。「土地沒有罪過。如果它受到咒駡，那是耕作它的墮落的人造成的。除非投入力量和持續不斷地勞動，否則不可能從它那裡獲得果實，尤其是最必需的果實。

　　勞動的義務與任何對自然的信念毫無關聯；甚至與那種模糊地相信土地會報答人的勞動的信念也無關係。天主教思想家以及新教徒們經常重複的主題是，勞動並不產生自己的果實。加爾文（Calvin）告誡說：「我們絕不可認為，如果人們警覺而靈巧，如果人們忠實地履行了義務，那麼人們就能使自己的土地物產豐富。統治萬物的乃是上帝的恩惠。」如果上帝不以無限的仁慈插手其中的話，勞動會無所收穫。對此，鮑須埃（Bossuet）也予以承認：「我們對勞動後的豐收和獨特果實的希望，每時每刻都可能落空。我們指靠著變化無常的上天發慈悲，普降甘露滋潤禾苗。」

　　如果沒有上帝的特殊恩惠，大自然絕不必然給勞動以回報。儘管如此，不可靠的勞動依然是十分嚴格的義務：這種義務不是自然的綜合體，而是道德綜合體。窮人不想「折磨土地」，而是坐等上帝的幫助，因為上帝曾允諾供養天L的飛禽。這種窮人是在違抗聖經的戒律：「不可試探上帝」。不願工作不就意味著加爾文所說的「妄圖試探上帝的力量」嗎？這是在強求出現奇跡。其實，作為對人的勞動的獎賞，奇跡每日都在降臨人間。如果勞動並非銘刻在自然法中，那麼它就是在人世的秩序中發展起來的。這就是為什麼說遊手好閒就是造反的理由。在某種意義上，遊手好閒是最惡劣的行為，因為它像在伊甸園裡那樣等待著自然的施捨，強求某種仁慈，而人類自亞當以來已無權提出這種要求。在墮落之前，傲慢是人類犯下的罪孽。自墮落之後，遊手好閒是人類傲慢的最極端表現。這是荒唐地以貧困為自豪。

　　在我們這個世界中，凡是野草叢生的土地，遊手好閒乃最大的禍根。在中世紀，最大的罪孽是傲慢。按照赫伊津哈的說法，在文藝復興初期，最大的罪孽是貪婪，即但丁（Dame）所說的cicca cuPidigia［無所不貪］。而17世紀的全部文獻都宣告，懶散取得該死的勝利，懶散領導和壓倒了一切惡習。我們不應忘記，按照創辦總醫院的敕令，總醫院應該制止「成為一切混亂根源的行乞和遊手好閒」。布爾達羅門支持那些對懶散——墮落的人類的可悲傲慢——的譴責。他說：「那麼，混亂的遊手好閒生活意味著什麼呢？聖安布羅斯（Saint－Ambrose）回答道，它的真正含義是這個創造物對上帝的第二次反叛。」這樣，禁閉所的勞動便獲得了道德意義：因為懶散已成為一種最壞的反叛方式，所以必須強制遊手好閒者工作，用一種無休止的、不帶來任何利益或利潤的勞動來打發時間。

　　正是在某種勞動體驗中，形成了這種經濟和道德交融的禁閉要求。在古典世界裡，勞動和遊手好閒之間劃出了一條分界線。這種劃分取代了對麻瘋病的排斥。不論是在地理分佈圖上還是在道德領域中，貧民收容院取代了麻瘋病院。舊的社會排斥習俗復活了，但轉到生產和商業領域裡。

　　正是在這些必然產生和蔑視遊手好閒的地方，在從勞動法則中提取出道德昇華的社會所發明的空間，瘋癲將要出現，而且很快便會擴展開，將這些地方吞併。總有一天，它會憑藉某種非常古老、非常模糊的繼承權，佔有這些不事生產的遊手好閒領域。19世紀的人將會同意，甚至會堅決主張，把150年前人們力圖用以關押貧民、流浪漢和失業者的地方轉讓給瘋人，而且僅僅轉讓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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