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顛與文明第二章大禁閉(6)

第二章大禁閉(6)

　　在天主教國家，目標是同樣的，但是正如聖文森的工作所顯示的，其宗教烙印較為明顯一點。「將這些人遷移至此，避開世界風暴，與世隔絕，成為被救濟考，其主要目的完全是為了使他們不受罪惡支配，不致成為遭受天罰的罪人，完全是為了使他們在這個世界和來世心滿意足地享受歡樂，使他們在這個世界中盡其所能地禮拜上帝。……我們沉痛地從經驗中得知，今日的青年人之所以迷亂，其原因在於缺乏宗教教育和宗教謙卑，他們寧願順從自己的邪惡意願而不服從上帝的神聖啟示和父母的諄諄教誨。」

　　因此，必須將這些人從那個誘使其弱點發展為罪惡的世界中拯救出來，召回到一個與世隔絕、只有「護衛天使」陪伴的地方。護衛天使的化身就是每日出現的監護者。監護者「給了他們像護衛天使在冥冥中給予的那種幫助，即教誨他們，安慰他們，拯救他們。」在（法國）天主教會慈善院裡，主要精力放在生活和良心的整頓上。在18世紀，這一點愈益明確地成為禁閉的理由。1765年，梯耶裡堡的慈善院制定了新的規章，明確規定「副院長每星期至少逐個會見所有的被救濟者一次，安慰他們，鼓勵他們，並瞭解他們是否受到應有的待遇。下屬官員則應每日這樣做。」

　　所有這些道德秩序監獄都會有霍華德在美因茨教養院還能看到的警言：「野獸尚且能被鎖鏈制服，管教迷途的人更不必悲觀失望。」正如在新教國家中那樣，對於天主教會來說，禁閉以一種權威主義模式體現了社會幸福的神話：這是一個浸透宗教原則的治安秩序，也是一種用治安條例及其強制手段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無限滿足的宗教。在這些機構中，人們力圖證明這種秩序足以實現美德。在這個意義上，禁閉既掩蓋了政府的非世俗意圖，又掩蓋了宗教的現世政治活動。作為專制綜合體的一個成果，它被置於一個廣闊的空；匈中，這個空間將上帝的花園同被逐出天堂的人們自己建成的城市隔開。古典時期的禁閉所成為「治安」的一個濃縮的象徵。「治安」認為自身就是建設完美城市的世俗宗教。

　　禁閉是17世紀創造的一種制度。它從一開始便獲得一種重要意義，從而使它與中世紀的囚禁毫無關聯。作為一種經濟措施和一種社會防範措施，它是一項發明。然而，在瘋癲的歷史上，它標誌著一個決定性時刻：此時人們從貧困、沒有工作能力、沒有與群體融合的能力的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此時，瘋癲開始被列為城市的問題。貧困的新意義，工作義務的重要性以及所有與勞動相關的倫理價值，最終決定了人們對瘋癲的體驗，改變了其歷程。

　　有一種情感誕生了。它劃出一道界限，安放下一塊基石。它選擇了唯一的方案：放逐。在古典社會的現實空間裡保留了一個中立區，一個中止了現實城市生活的空白地。在這裡，秩序不再會隨便地遇到混亂，理性也不用試著在那些會躲避它或力圖拒絕它的人中取得進展。在這裡，理性通過一次預先為它安排好的對狂暴的瘋癲的勝利，實行著絕對的統治。

　　這樣，瘋癲就被從想像的自由王國中強行拖出。它曾憑藉想像的自由在文藝復興的地幹線上顯赫一時。不久前，它還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爾王》和《唐·吉訶德》中——踉蹌掙扎。但是，還不到半個世紀，它就被關押起來．在禁閉城堡中聽命於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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