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鬧了，費曼先生(171)

一七一

　　5-30.猶太人的學習傳統

　　這真是令人失望。這些人的人生才剛開始，但他們的生命卻都用在詮釋猶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學習的目的是加入社會，做些事情——就算是作個猶太牧師。但令他們對科學產生興趣的唯一原因，卻只不過是由於那些古老、狹窄、從中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在面對新現象時碰到其他問題，就這樣而已！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學院學生跟我討論過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在學術界，比方說理論物理，猶太裔占了大多數？那些學生認為、原因在於猶太人具有尊重學習的傳統：他們尊重猶太牧師（其實他們就負有教師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個猶太家族都把這項傳統傳下去，因此如果有個猶太小孩在學校表現出色，他一定是功課很好——雖然也許他同時是個美式足球健將。

　　同一天的下午，這個說法就應驗了。其中一個學生邀我到他家裡坐。當他介紹我與他母親見面時，她高興得鼓起掌來。那天她剛從華盛頓回來，她興奮地說：「噢！今天實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將軍會面，現在又碰到一位教授！」

　　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會將碰到大學教授和碰到大將軍相提並論的。他們不會覺得兩者一般重要或同樣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學生說的話，實在也有幾分道理！

　　你們就這樣選書？

　　二次大戰以後，物理學家經常被請到首府華盛頓，給各個政府單位提供意見；軍方尤其重視我們的建議。我猜那是因為他們覺得，既然這些科學家能夠製造出像原子彈這麼重要的武器，那麼大概還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場。

　　我曾經被請去參加一個替陸軍評估武器的委員會，而我回信說，我只是一名理論物理的學者，對那些武器實在一竅不通。

　　陸軍居然回信說，根據過往經驗，理論物理學家在協助他們做決策方面，貢獻良多；所以可否請我再考慮一下？

　　我再寫信回去，說我實在什麼都不懂，懷疑自己到底能幫上些什麼忙。

　　最後我收到陸軍部長的信，建議一個折衷辦法：請我參加第一次會議，先聽聽看，再考慮我能否協助他們，要不要繼續參與其他活動。我當然說好吧，不然還能怎麼樣？

　　抵達華盛頓，第一件事是參加一個雞尾酒會，跟大家見個面。會上有很多將軍及軍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場面很令人愉快。

　　有個身穿軍服的傢伙跑來，跟我說軍方很高興物理學家也來參與建言，因為他們碰到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他們的坦克車油耗得很快，走不遠，因此問題是如何能一邊走、一邊加油。這位仁兄想到一個主意，物理學家既然有辦法從鈾裡取得能量，那麼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矽——就是泥沙——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麼坦克車只要在車底上裝個小鏟，一邊走一邊把泥沙弄起來當燃料就行了！他覺得這個主意棒極了，而我要做的，只不過是把細節設計出來便好了。於是我以為，第二天開會時我們要談的就是這一類問題。

　　到了會場，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會裡，介紹我認識一大堆人的傢伙就坐在我旁邊。看來他是軍方派來隨時盯著我的，坐在我另一邊的，是個以前聽說過的大將軍。

　　在第一節會議中，他們討論的是一些技術問題，我也發表了一些意見。但會議快結束時，他們開始討論跟後勤有關的問題，這我就真的一點也不懂了。這個問題的重點，是要決定在不同的時間，各個據點要存多少東西。雖然我拼命不開口，但當你跟這些「重要人物」圍坐在一起，討論這些「重要問題」時，就算你真的什麼也不懂，你還是不能不講話的。因此在這部分討論中，我也發表了些意見。

　　休息喝咖啡時，負責跟著我的傢伙說：「我很佩服你剛才在會議上說的東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貢獻。」

　　我停下來想我對後勤問題的「貢獻」，覺得連梅西百貨（Macy's）公司負責採購聖誕貨物的職員，都要比我清楚怎樣處理那些問題。因此我下了結論：（一）如果我真有什麼貢獻，那純屬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貢獻，但大多數人會比我更強；（三）這些甜言蜜語應該足以讓我醒過來，看清楚自己沒能力作什麼貢獻的事實。

　　接下來，他們就在會議上決定，與其討論特定的技術事項，不如討論如何組織科學研究的問題（例如，科學研究到底應該隸屬於工兵團，還是軍需處？）。我卻覺得，如果我還希望能有什麼真正貢獻的話，就只有在討論一些特定技術事項上，而不是陸軍組織研究。

　　一直到那時候，我都沒有讓會議主席——也就是最初堅持要請我來的大人物——察覺我對這些狀況的感覺。當我們各自收拾公事包、準備離開時，他笑容滿面地對我說：「那麼，你會參加我們的下一次會議了……」

　　「不，我不會。」他的臉突然變了，他很意外我在「貢獻」了那麼多之後，說不。

　　到了60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還在擔任政府的顧問，而我完全不覺得在這方面有任何社會責任。我盡力抗拒華府方面的邀請，這樣做在當時來說，還真需要一點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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