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59)_大江健三郎

五十九

　　在此引用代表前者的東正教教父特魯托·裡阿努斯的話如下：正因不合理我才應該信。日本戰後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之一埴谷雄高稍微改變了一下這句話的形式，把它作為他初期代表作的標題——《因為不合理我才相信》。

　　他的這種想像力是宗教的想像力。當時正值教會大肆建設、發展期間，也是大危機降臨的最盛期，想像力也因此增強。從而也可用文學的想像力來理解，無信仰的日本文學家們也把它作為自己思想的範例。

　　另一方面，作為異端人士的代表，佩格爾斯教授所談的內容是關於靈知主義基督教徒的(即早期基督教徒相信神秘直覺的學說)。他們中好像也有過激的人，把期待書本上的耶穌復活的看法叫做蠢人的信仰。

　　他們主張，復活不是歷史上的單一事件。取而代之的應是象徵化，將現在怎樣才能體驗基督的實際存在當成大事。問題是似乎不應照本宣科，而應做靈魂的展望。

　　我認為這種思考方式近似于文學的想像力。而且也是表現出作為異教被排擠的人們出於危機性緊張感而發的極高的宗教想像力。我每當接觸到戰後日本社會陸續發生的、有宗教動機的事件，就會感到事件中無論是宗教的想像力，還是文學的想像力都很薄弱。特別是從未感覺到他們的領導層因為宗教的想像力高度集中而煥發出的緊張感。他們在文學想像力方面也往往表現得很渙散。

　　奧姆真理教宗教領袖的說教就是其典型代表。宗教領袖對信徒的號召力也僅僅是源自教祖和幹部的政治權力，以及由封閉的日本年輕人集團具有的特殊的內部壓力。

　　我們在媒體上可以看到很多報道說教祖及幹部們——其特徵是後者中的多數不但是主謀犯，而且還是執行犯——被逮捕後，他們手下的每個信徒都感到很茫然，腦子裡只有空虛的印象。這說明信徒個人內心自發的宗教想像力原本就很薄弱。

　　為了提高這些信徒們的緊張感，教祖在首先強化內部政治框架的基礎上，特別強調外部社會對這個封閉的集體進行攻擊的可能性，以此當做世界末日到來的預言。即使幹部們比下屬的信徒有更多的思考自由，但因為他們已經成為罪犯的幫兇，所以已無法脫離教祖勾勒的神話。

　　在這些幹部中，好像還有因為被所謂「有搞科研的機會」和能滿足權利欲等誘餌引誘而誤入奧姆真理教的人。但是絕大多數下層信徒還是因生活在日本現代社會而深感不安、不滿及孤立才求助於奧姆真理教的。

　　日本的文學想像力在制止這些年輕人向封閉的教團靠攏方面無能為力。再重提一下，在「地鐵沙林事件」和教祖及幹部們被逮捕以後，還未看到有人試圖用文學的想像力召喚茫然而空虛的年輕人。其他宗教團體的宗教想像力好像也無法對他們起到現實的作用。

　　但是，「奧姆真理教事件」是個明確的標誌，它表現了日本大都市有那麼多除了當教團手下的信徒之外別無選擇的深受不安、不滿及孤立感之苦的年輕人。地方的小城市、面臨被消滅的境地的農村地區也潛存著這樣的年輕勢力。

　　我不由得想起詹姆斯·邦德經常在紙條上寫下的「下一次是火」這句話。我們的社會的底層暗藏著也應稱為巨大岩漿的脆弱層。因為我覺得我們的世紀末——新世紀很難徹底清算少數人操縱的可能性。這是不是意識形態行將終結之後仍會繼續燃燒的新的課題呢？

　　(莊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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