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58)_大江健三郎

五十八

　　「可是，也有可能考慮和上述觀點完全相反的問題。我們的時代裡，將痛苦和恐怖神聖化的符號具有照耀生命和指出重新建設之路的價值。在它高高升起之前，道路會把我們引向深淵。也有受到最後的侮辱並獲取偉大的一種象徵。」

　　在日本國憲法中，「象徵」這個詞並非像上述文章那樣用得切合實際。況且戰後時期日本仍處在危機之中，人們也沒能想起足以表現日本人世界的統一、有區別於憲法上條文的更偉大的象徵。產生於人類感情富饒的土壤的成長的象徵，作為與這個世界密切相關的東西表現我們所具有的鮮活的精神意義的象徵，只有在充滿緊張感的現實社會裡才能產生的象徵，這樣的象徵是不是日本國憲法裡的「象徵」呢？我們必須重新認真考慮。

　　如果一種語言使象徵這個詞失去其本真意義，在那裡也很難培養出真正的宗教想像力和文學想像力。我認為難以期望產生一種國民想像力，特別是能照亮生命和重建之路的國民想像力。

　　作為一個日本人，我受到奧姆真理教的恐怖主義的打擊是很大的。一部分日本人傾向于利用宗教團體來進行犯罪活動，我幾乎是與此同時圍繞日本年輕人參與宗教的形式等構思、動筆、並已經寫完了一本小說。在這一點上，創作和現實對我來說就發生了雙重意義。我在經過數年筆記積累工作後，於1991年下半年開始動筆寫《燃燒的綠樹》。

　　在爆發海灣戰爭和蘇聯解體事件的這一年，奧姆真理教在富士山腳下建設了後來成為沙林製造廠的地下活動指揮部，即所謂的基地。我將這個教團自那以後的擴大和激進化概括為如下大事記：1992年，預言1997——2001年之間將要發生最後的世界戰爭。在混亂的莫斯科設立支部，暗示準備生物和化學武器。同年，麻原教主親自和幹部們一起赴莫斯科推進教團的武裝化。1993年，用沙林毒氣攻擊創價學會名譽會長失敗。1994年，在松本市施放沙林毒氣，武裝化的勢頭有了進一步發展。1995年，阪神大地震，在警方統一行動查找奧姆組織之前，于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死傷者超過五千人。正是這一年，我發表了一直在寫的長篇小說。

　　《燃燒的綠樹》講的是年輕人因為對日本社會的宗教團體的教理以及實踐不滿意，為拯救靈魂創建有混雜宗教性質的新教會的故事。他們的宗教領袖在學生運動革命黨派鬥爭中參加過恐怖主義活動。新創建的教會與社會對立，後來又因其內部矛盾導致分裂。我想要描寫的是從接連發生悲劇的痛苦經驗出發走向新岸的過程。

　　與這部長篇的創作情況相同，我還曾經經歷過在寫小說期間碰到真實發生的事件和我小說的主題及故事情節重合的事。那是1972年，所謂的「聯合赤軍」因內部執行私刑，殺人被曝光而被警察追究，赤軍在日本列島中部的高地上與警察的快速部隊進行了槍戰。在1969年全共鬥運動及大學鬥爭失敗後，一部分活動家們要轉移到以保護環境運動為首的市民運動方針上，另一部分活動家則轉化為革命激進派。這年組成的「赤軍派」與主流派的「京浜安保聯合鬥爭團」在超越所謂大眾街頭鬥爭界限的問題上意見一致，它們互相聯合，于1971年創立了「聯合赤軍」。

　　我從1969年起構思《洪水觸及我的靈魂》，花費數年時間繼續創作，寫下這樣的情節：政治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年輕人集體鑽進作為商業樣品製造的面向民間的核避難所，被快速部隊包圍後與之槍戰。在寫作期間的一天早晨，從電視的新聞速報中我看到武裝起來的一個活動家團體佔領了別墅、並與快速部隊進行槍戰的情景。

　　我被稱為戰後民主主義一代，屬過激的政治黨派冷嘲熱諷加以批判的人，所以也沒有與他們直接接觸的機會。那麼為什麼我會在他們的武裝力量引發了真正槍戰時，構思出年輕人集體與警察進行的槍戰的情節，並且很具體地寫下去呢？也許那是因為正如同一個時代迫使革命黨派的青年們要面對警察進行槍戰一樣，我自身的文學想像也被這個時代逼迫，構思出不得不進行槍戰的青年。

　　當我聽到奧姆真理教不加區別進行攻擊的恐怖主義報道時，感受到的打擊和思考「聯合赤軍」槍戰問題時別無二致。我與奧姆真理教的成員們沒有任何關係，那麼我筆下的想建立新教會的年輕人為什麼最後卻成為不得不直接與社會對立呢？

　　我是這樣考慮的，與上次「聯合赤軍」的槍戰與我的小說創作重合的情況相同，和當今時代追逼現實的宗教集體成為反社會的恐怖組織一樣，自己的文學想像力也被這相同的時代追逼到了那裡。

　　可是事實上發生的事件與我的文學作品之間也有很明顯的區別。我一面構思自己的小說繼續往下寫，一面探尋這樣的課題——這個宗教集體為突破不得不撞的南牆而發生了悲劇性事件以後，這些當事者有多大可能性才能根據其經驗度過困境抵達新的出發點呢？

　　然而，我感覺在奧姆真理教的事件上，他們起初就沒有設想他們要超越即將陷入的危機。在活動以不幸的恐怖主義和教團的崩潰告終之後還留下了很多年輕的信徒。在這一事件審理過程中，無論是宗教領袖還是任何幹部都沒有明確指出這些人的新的出發點。留在社會上的幹部也無法表示，它們現在只能從外圍打探消息。一個被稱作奧姆真理教的宗教團體就以這樣的組織形式仍然存在著。

　　我想，這是一個無論與宗教的想像力還是與文學的想像力都毫無關係的可怕而沒有結果的事件，這個團體也只能說就是這樣的宗教團體。而且面對期待用宗教方法拯救靈魂的年輕的日本人，能明確伸出援助之手的其他宗教的想像力也沒有形成。再者還必須承認，通過文學的想像力能給他們帶來精神解放的作品也還沒有寫出來。這其中也包括寫《燃燒的綠樹》的作者的自我批評。

　　接下來我考慮的是這樣的事情。在自己構思的、實際上已經完成的小說裡面，考慮到了年輕人組成的宗教集體的內部鬥爭，導致分裂，最後崩潰；然而卻沒有考慮他們對外徹底實施進攻性的恐怖主義這一要素。既然奧姆真理教事件確實做出了這樣的示範，今後考慮日本年輕人的宗教集體時，就不能忽視這個要素。

　　佩格爾斯①教授在對可以稱為新古典的靈知主義進行研究時談到關於耶穌基督的復活，教會初期的思考方法中可以看到的根本對立以及它的政治作用②。照本宣科地相信耶穌肉體復活的人們——也就是代表教會權力的人們——與被他們視為異端加以否定的人們產生對立。

　　①ElainePagels，美國宗教歷史學家——譯注。
　　②《靈知派的福音書》(TheGnosticGospel)，VintageBooks——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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