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48)_大江健三郎

四十八

　　第八章來自沖繩之「魂」

　　一、十年後的《沖繩劄記》

　　我在柏林教冬季學期的時候，教室裡總有人向我打聽沖繩的事情。這次我在沖繩逗留期間，也一直都在回想我去醫院看望摯友武滿徹時的情景，我從年輕時便對武滿先生敬慕不已。

　　武滿先生對我說，在剩下的日子裡，他打算減少工作計劃。不論是交響樂、室內音樂，還是吉他曲或笛子演奏，他都已經很清楚地定下了作品的主題和風格。按照決定的主題和風格來創作，然後，把它們奉獻給那些願意側耳傾聽的人們。

　　他說：「你要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紀，也會這麼做的。日子雖苦，卻也過得很有價值。像我們這樣的工作者，晚年還能做些什麼呢？」

　　如今，我也到了這個年紀，正在考慮要按照武滿先生的話去做。首先，我選擇沖繩來寫一篇具有時事報道性質的散文，同時，我也定好了文章的風格。

　　三十歲那年我第一次來到沖繩，接著又去了幾次，然後，我就寫下了《沖繩劄記》。如今，我不得不說，這本書是非常感性和倫理性的。它反映了一位生活在本土的小說家在沖繩所受到的衝擊，即被陷入的沉思所累，又不由自主地將所有精力投入沉思之中。

　　然而，如今我的歲數已經比當年的兩倍還要大，每次想到這本書，總覺得留下了許多遺憾。時事性隨筆必須如實地抓住必要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法。年輕時的我只想把「沖繩問題」當做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來進行解答，一邊歎著氣，一邊尋求著答案。

　　日本人在回顧近代日本和戰中、戰後——前六十多年和後五十多年——的祖先與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沖繩問題」就會從根本處浮現出來，就連下幾代的子孫們恐怕也無法回避這個問題。而且，要說起當今的國際軍事狀況，日本人其實是躲在「沖繩之傘」的下面的。

　　現在流行的新國際主義論調，與其說是由獨立的個人將宣揚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憲法具體化，毋寧說是由「公」替代「個人」的國家主義來吸收憲法的精神，而沖繩人真實的雙眼早在很久之前就以一種苦澀的正確性看到了這一點。所謂日本人因戰敗而發生變化的看法只不過是個幻影。

　　現在，作為這個絕對無法回避的「沖繩問題」的「燃燒的荊棘」而浮現出來的，就是新建海上直升機基地的問題。

　　在堅持腳踏實地地報道沖繩問題的記者和熟悉現場的攝影師的幫助下，我利用兩周的時間，從早到晚，會見到很多人。

　　女人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體驗——從沖繩的傳統祭祀和沖繩戰爭，到基地的漫長日子，還有對新基地的遷址的反抗。在男人們身上則體現了人類的寬容和人類對無法原諒的事物的抗議。

　　儘管我無法將所見所聞悉數記錄，但是，如武滿先生所言，我度過了雖苦卻有意義的時光。

　　二、「美麗言詞」的結局

　　在沖繩本島接近中央的地方，環繞著東西兩個港灣。在西側名護灣遼闊寬廣的南端，建有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會場——萬國津梁館。東側大浦灣的大部分海濱基本上都被休瓦布基地的鐵絲網圍住了。所有出海的人都清楚那是一片環礁中的美麗的大海，但卻只有極少的沙灘能供孩子們玩耍。

　　就在屬民間土地的某片狹窄的海灘深處，有一座名為「守護生命協會」的小屋。實際上，就是由聚集在這間小屋裡的邊野古的人們，來決定現在的「沖繩問題」的核心，也就是海上直升機基地遷址問題的成功與否。

　　假設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期間，克林頓總統問森喜郎首相——沖繩縣知事也發揮了禮儀上的作用，不過並不是直接問他——海上直升機基地計劃進展如何。森首相最坦率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計劃能否成功，不過，要是去問問東邊邊野古的那間小屋，他們那裡也許有答案。」

　　我想把它寫成和意識形態上的「反對基地」的樂觀主義以及老生常談的「苦澀的決斷」的現實主義都無關的東西。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結束之後，沖繩問題作為一個緊逼而來的具體的政治課題，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是一個最為棘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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