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47)_大江健三郎

四十七

　　(五)

　　為了在亞洲實現政治性零核武器，日本人可以做的工作是提出東亞地區無核化構想等各種提案。我迫切希望沖繩地區無核化，也參加其中的一項提案。以後大概還會根據現實情況，提出更多的方案。冷戰結束以後，未能直接朝著廢除核武器的方向發展，雖然覺得有點太遲，無疑也是人類表現出能夠取得某些成果的一種意志。

　　這並非離開一般的文脈就能實現的成果，但是我個人這樣考慮：在核武器的現狀下，有可能實現政治性零核武器的一項設想是，一國政府宣佈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接著宣佈不進行作為核遏制理論主要依據的後發打擊——報復打擊。如果與該國對立的國家對其進行核打擊，在地球上不存在為其進行倫理性辯護的地方。這是實現政治性零核武器的理由。

　　大概有人會譏笑道：在國際政治的實際交鋒中，倫理性的想法可以信賴嗎？旁若無人地堅持己見才是二十世紀末的現狀。然而，經歷過廣島、長崎體驗的日本、日本人現在重新把這個作為可以做的事情，以「廣島的心」作為中心，進行具體的研究，會覺得怎麼樣呢？

　　我在思考日本人對於核武器的態度問題時，碰到的最單純也是最難辦的困境正是這個。日本一方面被美國的「核保護傘」所庇護，另一方面卻憑藉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堅信核武器是絕對的罪惡，一直呼籲要徹底廢除核武器。這不是根本上矛盾的嗎？坦率地說，這不是虛偽的嗎？我每次在外國——美國、歐洲各國、韓國——講述日本人對廢除核武器的想法時，都受到這樣的批判。當我一個人思考的時候，都會反芻這些批判的聲音。

　　對於「核保護傘」的虛妄，已經進行詳細的理論解釋。「核保護傘」是針對蘇聯/俄羅斯的核武器的論據在蘇聯解體以後就已缺少說服力。然而，冷戰結束以後，由於看不到廢除核武器的進程的發展，原先已基本意見一致的削減核武器達成協議的進度遲緩，我感覺到日本的國民感情重新恢復，期待「核保護傘」的威力能夠抑制俄羅斯所擁有的核武器。

　　那麼，如果要問是否的確存在可以視之為可笑的想法的根據，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因為核遏制主義還在世界上發生作用，因為基於體驗對在核遏制主義最盛行時期製造的核武器的巨大體系在作戰上具有不可行性、無效性的證言今天依然沒有過時。

　　另外，還有更加現實的問題，就是日本仍然和冷戰結束以前一樣，繼續對美國的核遏制體制採取合作態度。《周邊事態法》的制定應該說比以前更具有實戰的切實性。

　　日本的無核三原則從一開始就處在曖昧的地位，但是我沒有懷疑它產生過有效作用的一面。與其說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根據認真堅持無核三原則的意志採取行動的結果——雖然不能忘記市民團體作為一個方面一直進行認真的努力——不如說美國政府、軍方對這項原則基本上採取並不曖昧的態度。雖然由於日本方面的同意逐漸歪曲了原則，但對方還是從正面予以認識。

　　在對三原則的理解上，由於日本政府的主動虛偽和欺騙得到發揮——也許是被強迫的主動——把無核三原則變得似有若無，日美之間重複使用著令人感到無聊的慣用伎倆。至少因為無核三原則未能得到遵守，所以一廢除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那麼曾經執政一段時間的社會黨內閣不就能對美國施加壓力嗎？而且地方自治體根據無核三原則要對進港的外國軍艦、船隻進行檢查的提案一直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絕。從最近的情勢來看，由於這些既成事實的積累，日本政府的強硬態度重新表面化。《周邊事態法》的制定似乎就是其總決算。

　　就我在日本國內的所見所感，我認為日本堅持依賴「核保護傘」這個陳舊的立場，並且進一步把無核三原則曖昧化，都是日本人國民氣氛的進一步延伸的表現。然而，日本周邊的國家並不這麼看，反而認為這顯然是變壞的標誌。周邊國家的這種態度正逐漸加快並且越發明顯。西歐、美國的視角也非常明瞭。我不能不懷疑，難道只有日本人的國民感情沒有看到新的局面嗎？

　　在此，我提議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日本人對世界的核武器現狀應該表明自己脫離「核保護傘」並再次確認無核三原則這個新的具體的態度。我還想說，邁向下一個世紀的日本和日本人難道就沒有自立的選擇嗎？

　　所謂脫離「核保護傘」，簡單地說，就是廢除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只有這樣，根據《周邊事態法》決定進一步支持美國戰略——日本首相甚至在國會通過之前就跑到美國向克林頓總統彙報——的日本政府才能向亞洲周邊國家再一次進行戲劇性的(好的)方向轉換。

　　另外，日本政府還應該向國際社會明確表示，如果現實中出現導彈核武器向日本攻擊的危機，日本不僅不利用美國的核武器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也不要求進行後發打擊。我認為，只有這樣，在亞洲最近未來的核武器現狀下，日本才能減少遭受核攻擊的可能性。我這麼說，大概立即會遭到右派理論家的嘲笑：你在東京、大阪遭受核打擊後，仍然叫大家「忍耐」嗎？但是，實際負責管理發射任務的人——這是美軍基地的人物證實，一直在進行今天核戰略中的「反擊」——一旦收到對方第一次攻擊的警報就立刻發射導彈、即「警報即發射」的訓練。我希望的是日本從這個「警報即發射」的核武器實戰態勢中擺脫出來。

　　然而，政府和媒體對核威脅的宣傳，仿佛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在大概連冷戰時代都沒有這麼激烈的核武器現狀下，這種宣傳恐怕使日本人更加陷於對自身赤手空拳狀態的不安情緒。所以，我的上述提議肯定被人嘲笑為小說家不現實的空想。

　　我已做好被別人嘲笑的思想準備還是認為，即使發生那種非常事態，日本仍然表示選擇脫離美國「核保護傘」的道路，那將是冷戰時代也未曾有過的、日本人具有最大意義的想像力的發揮。這個選擇是日本和日本人在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以後第一次根據「廣島的心」表現出的具有真正勇氣的行動。

　　這是根本性的國家選擇，尤其現在制定了《周邊事態法》並沒有引起1960年「安保鬥爭」那樣的市民大規模的自覺的示威遊行。而且，從現在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實際情況來看，重新掀起那種示威遊行無異是最大的夢想。

　　然而，我依然認為，為了在今天的核武器現狀下真正發揮想像力，進行符合「廣島的心」的行動，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這個構想，否則，如果在面對新的亞洲危機的時候，只是一味被美國的戰略推著走，就很可能使二十一世紀對我國的「時間禮物」落空。

　　(鄭民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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