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44)_大江健三郎

四十四

　　對核大國以及它們的核不擴散條約持有異議的比較小的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還有目前還不擁有核武器的一些國家，對核武器都有一些動作。每當它們按照自己的意圖進行核試驗時，我國就發出抗議的聲音。一方面是以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團體為主的靜坐示威——這完全體現了在這個星球上直接遭受核武器打擊的受害者的聲音，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喪失它的說服力。即使有人責問道：日本受到美國「核保護傘」的保護，怎麼還批判核體制？原子彈受害者們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批判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發表抗議聲明。

　　政府的抗議照例把對沒有考慮原子彈受害國的日本國民的感情表示遺憾作為邏輯的出發點。但是，我對原子彈受害國的日本國民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切身感一直表示懷疑。

　　不言而喻，在原子彈受害者的反核運動中——通過長期的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運動，逐漸形成其根本的性質——顯示出強烈的原子彈受害國的國民感情。然而，準確地說，應該說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作為人與這個星球上的全人類——也許是下一次的原子彈受害者，人類之間沒有任何障礙——相通的人的感情。

　　我以前也多少參加過、觀察過反核運動，所以我可以說，原子彈受害者的反核感情裡至少現在沒有太大的民族情緒。遭受原子彈轟炸的人自然是受害者，在原子彈轟炸後不久就開始開展反核運動，在一個時期內具有強烈的受害者意識是不可避免的，後來逐漸加以克服。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運動實際上已經吸取了對造成美國投下原子彈——當然，這不能說核武器就要必然地投擲在廣島，尤其長崎——的太平洋戰爭，以及在此前的日中戰爭中日本人作為加害者的意識。另外，在實際的日常生活感覺中，也認識到對淪為殖民地的朝鮮半島人民的加害者意識。我認為，在日本人的戰後思想史裡，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在以救助法運動為中心、並且今後還要繼續開展的廢除核武器運動中所經歷的普遍性的道路具有特別的分量。

　　然而，政府在談到原子彈受害國的國民感情的時候，必然要明確打出民族性的牌子，而且只在這個時候強調廣島、長崎。不言而喻，政府顯然必須一直維持國會決議的無核三原則。但是，在實際執行這個三原則的時候，是否真心，就不得而知。如果考慮到政府積極地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處理國際事務這個事實，原子彈受害國的國民感情這句話就變得更加令人懷疑。

　　長期以來，我一直感覺到，「國民感情」這個詞、尤其「感情」這個詞，本來就十分曖昧。如果現在也承認「國民理性」或者「國家理性」這個詞，其中不是也潛藏著與其不同層次的「國民感情」這個詞的含義嗎？其間也迴響著理性第一個層次的「感情」這個倍音。

　　1945年原子彈轟炸以後，日本被美軍佔領以後，以及獨立以後依然殘存著戰敗餘波的時期，應該可以說，儘管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的感情真切度有所不同，但與廣泛階層的日本人的感情重疊在一起。美國佔領軍取消審查制度，媒體對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報道解禁以後，廣島、長崎預先準備的謹慎的報告就對原子彈受害國的「國民感情」這個詞語賦予正面的內容。但是，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這個「國民感情」並不具有作為強烈反美情緒的民族性的攻擊性。在美國舉辦的原子彈轟炸照片展反而刺激了美國市民的心靈創傷，我認識一位對這種反應感到驚愕的日本有關人士。另一方面，對南京大屠殺的批判，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世界中的中國人，乃至「親華派」，都極具民族性，與現在的反日、反日本人的感情並行。請將二者進行比較。

　　可以說，至少在戰後的一個時期之前，世界各國人民對原子彈受害者的感情具有多義性。當時的廣島市長訪問美國，把原子彈受害者的情況告訴美國人民，進行募捐活動，的確感受到美國人民的真切支持，但是由於氫彈試驗的成功——這又給日本漁民以及比基尼環形珊瑚礁周邊的人們造成災害——市民感情的趨向立刻發生變化。

　　就是說，在一般美國人的意識裡，在本國壟斷原子彈的時期到與研製出原子彈的蘇聯進入冷戰時代，意識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原子彈轟炸而開始反省的時期裡，美國市民的感情的確傾向於廣島的原子彈受害者。但是，這種感情立刻變成氫彈威力的勝利者的國民感情。這種可以說是戰爭開始之前的勝利者氣氛很快又因蘇聯研製氫彈的成功成為過去，接著進入如同漫長的嚴冬一樣的核遏制時代——至今仍然如此——這對於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苦澀的現代史的記憶……

　　我親眼見過許多原子彈受害者，尤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個人，是我在1967年參加為開展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運動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集會時遇到的一位長崎老人。在原子彈轟炸中，他失去了家庭和許多朋友。談到他現在孤獨一人，我感覺到真正痛苦的人是沉默的。他說實現世界國家之前，恐怕戰爭不會終結。但是，他不想讓自己幼小孫子的將來比現在更加悲慘。因此，他要講述自己的過去，要參加一些活動。

　　原子彈受害者向未來生活的人們講述現實體驗記憶的時候，是一種想像力的行為。既然原子彈受害者通過1945年夏天的記憶與未來的時間進行連接使自己的視點、論點得以成立，那麼想像力就產生根本性的作用。而聽眾也通過1945年夏天記憶的講述者喚起想像力對未來的功能。

　　原子彈受害者的記憶和想像力就是這樣被激活，與他們生活現實的每個時刻相互結合。而且通過他們的發言——不僅是單純的過去的證言——一直傳遞給日本人的社會，同時也對外國市民講述。另外也要想到，還有一些並非原子彈受害者——例如我的工作就屬這一類——試圖以原子彈受害者的記憶與想像力為媒介進行一些表現。

　　原子彈受害者本身的感情與廣大日本人通過他們的體驗所獲得的共同感情使這個國家的人民的「國民感情」這個詞產生實質性的內容。但是，這是否成為例如在原子彈受害者救助法運動中所顯示出來的——其方向直接反映在向國外報告團的活動上——尤其是廢除核武器的強烈意志、對亞洲自由的同感、日本人一般市民的感情，則另當別論……

　　上面談到廣島、長崎的報告團。在世界範圍內，廣島、長崎的體驗是否真正在市民中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共鳴呢？恐怕很難說。但是，應該可以說，對冷戰時代、尤其是「核冬天」的認識和想像力的發揮在市民社會掀起一個很大的高潮，說明確信地球上現存的核武器的總數是核現狀的負遺產的認識已經為世界人民所分擔。

　　然而同時，對於把改變核武器現狀的意志視為正遺產的科學認識而加以緊緊把握的人們，如上述那位電子媒體專家那樣的知識分子來說，核武器的現狀具有神話般的規模，非常冷靜地認識到廢除核武器與禁止使用對人地雷絕非在同一層次上思考(雖然需要日常性的具體化……)的問題。這種巨大的無奈感，也可以說是我對核武器現狀的想像力發揮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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