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40)_大江健三郎

四十

　　十八世紀在封建體制下的日本的主導思想當然是以儒教為基礎。但是，同武士政權即幕府在江戶開辦的學堂相比，大阪商人學者們對古典文本的解釋更加自由。例如：對於儒教倫理觀即「德」中最為重要的「仁」字，他們強調的是也可以用寬容一詞來替換的那個側面。而對於「義」，則理解為正確的情況判斷和公正的行為，也就是說，將處於商人的主導地位的學者們作為經濟家的生存方式正當化了。

　　從日本近代化之初到太平洋戰爭失敗，日本人的文化中最欠缺的是什麼呢？作為其中之一，一些人列舉出寬容。其中心人物之一，就是我讀大學時的導師、教授法國文學的渡邊一夫先生。他從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開始，是專門研究法國人文主義的學者。在日中戰爭到太平洋戰爭這段以不寬容為旗幟的超國家主義國民情緒高漲時期，他義無返顧地致力於向日本人傳達從法國人文主義那裡學到的寬容精神。

　　戰敗後不久，渡邊在出版自由的環境下依然繼續著他的努力，他還敏銳地覺察到，國民對於太平洋戰爭和超國家主義危害的反省存在著逐漸被曖昧化的危機。因此，雖然他是以法語為專業的學者，卻還是毅然將托馬斯·曼的四篇文章翻譯過來，並將它們和與此有關的安德烈·紀德的文章一起以《五個證言》為名出版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其中收錄的曼於1938年寫的《告歐洲書》中的一段文章。其德語文本「Achtung，Europa！」，想必大家不難找到，所以，我想使用渡邊一夫譯成的優美的日語來引用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我的祖國，國家主義正在高漲，大有在不遠的將來成為時代思潮的趨勢。作為一個對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從柏林向祖國的年輕人發出這樣的聲音：戰敗之初，渡邊一夫將托馬斯·曼的話傳送給了日本人，那同樣也是為了明天的你們而做的。同時，也是因為想舉一個實例來告訴柏林的聽眾，在戰敗之後不久的日本，誠實的知識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語寫成的文章當做來自歐洲最重要的聲音接受的。

　　所有的人文主義都存在著一個脆弱的要素。那就是對一切狂信主義的嫌惡、清濁並蓄的性格，以及容易陷入寬大的懷疑主義的傾向，一言以蔽之，均來自其本來的溫厚性質。而在某種場合，這對於人文主義來說，卻是致命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也許是具有戰鬥性的人文主義，是能夠證明自己威力的人文主義，是堅信自由、寬容和自由探索的原則不該眼睜睜地成為其厚顏無恥的仇敵們的狂信主義犧牲品的人文主義。難道歐洲的人文主義已經不能自我更新並使其原則重新具備戰鬥力了嗎？如果它真的到了對此毫無知覺、無法重新恢復生命力為鬥爭做準備的時候，那麼，人文主義恐怕將會滅亡，歐洲恐怕也會隨之滅亡。

　　托馬斯·曼在三十年代發出的悲鳴喚醒了歐洲，因此人文主義恢復了戰鬥力，最終取得了對納粹主義的勝利。我想，正因為渡邊一夫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才為了將來的日本人把這些有效的呼聲譯成了日文。經歷了超國家主義的重壓之後即將誕生的具有豐富的寬容精神的人文主義，在戰後不久的日本已經危在旦夕了。此時此刻，如果沒有戰鬥的人文主義，那麼一切都將失去，超國家主義就會捲土重來。對於因此而懷有強烈危機感的渡邊一夫來說，將這一呼聲傳送給日本人是他無論如何也要做的事情。

　　萬幸的是，日本人當時並沒有像渡邊一夫擔心的那樣急劇轉向忘記戰敗慘痛教訓的方向。我認為，這是因為前面提到的中野重治、丸山真男、渡邊一夫等人所做的先驅性工作發揮了作用。同時，也可以說是戰後的歷史教育取得了切實的成果。戰後民主主義時代給日本人精神史帶來的變革實在是非同小可。

　　反過來說，也正因如此，半個世紀之後，「日之丸·君之代」即與作為亞洲侵略者的日本的過去重合在一起的國旗、國歌的合法化，才在集結著所有保守黨的政權的緊急策劃下實現了。此外，一部分迎合他們的學者、宣傳媒體還開始了改寫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活動。

　　在此危急的轉折時期，反而由日裔二世的美國人歷史學家發掘了十八世紀日本商人學者們獨自的思想，並在那裡找到了寬容的源流，追溯了日本人的人文主義之所在。這令我非常感動。我重讀了與納吉塔的學問有關的從近代以前到近代的日本人的思想史，期待著今後能有真正把目光集中在那些被急劇高漲的超國家主義所破壞的、在太平洋戰爭失敗後短暫的戰後民主主義時期力圖重建的東西上的年輕一代人的出現。

　　否則，前面引用過的托馬斯·曼悲劇性的警告，在今後五年、十年裡，就不能不面對日本人反復地重複下去。日本人本來就不能說具有戰鬥性的人文主義傳統。而且，對於這種倒退，比日本人更加恐懼的一定是在日本急劇發展的近代化和超國家主義淫威下深受其害並記憶猶新的亞洲各國人民。

　　而且，我並不認為，我國政府搞的「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和民間改寫歷史教科書勢力的活躍是由於他們對於亞洲人的眼睛、耳朵和聲音過於遲鈍的原故。我認為，恰恰是由於他們適度敏感地覺察到了，因此才迫不及待地為了反擊做著準備活動。

　　同時，我還感覺到，對於目前日本回歸國家主義趨勢的危險性以及必須同它進行鬥爭的必要性，海外的青年知識分子要比日本國內有良心的年輕人認識得更清楚一些。不久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待了一年，與一邊在那裡學習一邊自發進行一些活動的中國留學生和從韓國來留學的研究者都有過交往，同他們的交流使我更加深了這種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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