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39)_大江健三郎

三十九

　　在國家近代化的大趨勢下，始於學自德國的森歐外、學自英國的夏目漱石和學自俄國的二葉亭四迷的文學近代化，雖然存在著對其自身的內在性批判，同時也是當時近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刻，站在這裡講話的我，正是百餘年前在柏林因行日本式的禮而受到批評的年輕的歐外的直接的後裔。同時，我還是受到了在思想上接受海涅和與海涅密切相關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而成為作家，並作為具有相同信仰的人從事實踐活動的中野重治的文學及其批判式的生活方式——儘管我並不曾從屬他所在的黨派——影響的人。

　　在日本近代化的最初階段，還有一些主張提高日本民眾的主權意識的思想家。但隨著國家權力的擴大，以福澤諭吉為首的許多先驅者們漸漸迷失了方向。於是，超國家主義時代來臨，繼而闖入了與亞洲和世界的戰爭之中，這就是日本走向不幸的過程。

　　因此，以1945年戰敗為契機，日本的知識分子們，如在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領導下所進行的根本性的反省，是與對近代化初期民權思想的發掘同行並進的。同時，應該如何償還對亞洲各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首先是一個道德上十分重要的課題。為了重建近代化所必須樹立的民主主義，則是站在核武器帶來的廢墟上卻對得以恢復充滿希望的日本人的奮鬥目標。大戰期間曾一度中斷的與西歐文化的接觸也隨之再度頻繁起來。

　　這種接觸並不是僅僅停留在對文化新情報的輸入和以此為基礎的技術性再生產的水平上。對於魏茨澤克前總統向德國周邊國家謝罪的行為，多層面的眾多的日本人表示出了發自內心道德深處的敬意。儘管沒有如此廣泛，君特·格拉斯在德國統一前後連續發出的批判性的聲音，依然是日本知識分子關注的重要對象。

　　我是寫小說的人，所以，從小一些的、個人的視角來談這個大主題也許更合適一些。可我想要說的是，那個始于百餘年前、由於戰敗而不得不從根本上重新認識的日本國家主義又出現了新的復興的跡象。面對這種現狀，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我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尚未成熟的想法講出來，就是因為希望它們也能發出一些實在的響聲。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時，我還只是一個住在日本列島四個島中最小的四國島密林中的少年。在盛夏裡戰敗的那天，我從廣播裡聽到了此前一直作為「神」而成為超國家主義中心的天皇和人一樣講話的聲音。那是我在少年時期經歷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變化。

　　除了日本最南端的島嶼、現在仍是美國戰略基地的沖繩之外，日本本土沒有成為戰場，所以，佔領軍的進駐也進行得很順利。戰敗後不久的一天，我從森林的高處看見乘坐著美國兵的吉普車也開進了我們的小村莊。還有，在四國的一個地方城市的佔領軍文化中心，借助日語的譯文，我讀了《哈克貝裡·芬歷險記》。那是我接觸過的第一本外語書籍。

　　繼而，我被在美軍佔領下的那些日子裡實行的民主主義教育征服了。現在的日本新國家主義者們，把對於被稱為戰後民主主義的戰敗後五年間的時代思潮的批判作為他們的戰術。就我自身而言，我認為，直至今天，我的文學世界以及以此為中心的我整個的生活方式中最本質的部分，正是戰後民主主義所賦予我的。因此，我和我的文學受到來自勢力不斷增強的新國家主義陣營——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亦為其羽翼——的批判，也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現在回頭想想，就我而言，戰後民主主義與其說是某個時期的時代思潮，毋寧說更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意義。首先，我從被戰爭時期的初等教育所灌輸的絕對天皇制、天皇即神的思想中解放了出來，我的自我開始覺醒了。我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一年進入國民學校——日本超國家主義體制模仿德國學校制度所採用的教育體系，它一直持續到戰後新制度建立——並在那裡畢業的惟一一代人。然而，代替天皇的另外一種絕對者、新的神並沒有出現。那是與民主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這連一個少年都明白。也就是說，根本不存在什麼絕對的、可以壓倒一切的中心。這種普遍主義形成了我從少年到青年時期的思想基調。我對於意識形態多樣性的感覺也是如此產生的。而這正是我儘管為前面所說的中野重治所傾倒，卻沒有走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因。

　　而且，在青年時期我很早就認為，世界文化不存在什麼中心，西歐也不是應該享有特權的中心。就拿德國文學、德語文學來說吧，對森歐外而言，那應該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了——雖然他從年輕時起就把歐洲各國的同時代文學大量地譯成日語，但那些作品並非來自已經譯成德語的文集，而是對於刊登在《科恩報》、《柏林日報》等星期天文藝附錄上的作品的重譯——而就我而言，無論是令我終生愛不釋手的托馬斯·曼，還是羅伯特穆西爾、艾利亞斯·卡內蒂和君特·格拉斯，他們都是紮根在絕無特權可言的世界的某一個地方，用德語從事寫作的作家。

　　在我成為小說家的時候，我的理想就是把一個遠離世界中心、甚至遠離日本中心的森林之中的村莊當做普通場所的典型，用日語在小說裡表現出來。因此，我為拉美文學的勃興而歡呼，為今天在中國內外從事著文藝活動的作家——他們在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影響下創作出的富有獨特想像力的世界而陶醉，這也是十分自然的。

　　我用在比較語言學上屬特殊語言的日語寫小說，現在也正在用它講話。如果因此而產生的巨大障礙可以通過翻譯的方法被清除掉的話，那麼，我相信日語獨特的表現也會成為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這個信念是我在戰後持續了一段時間的戰後民主主義時代裡形成的，同時它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當我在四國的森林中看到佔領軍的吉普車而心靈受到震撼的時候，在太平洋對面的夏威夷群島的比格艾蘭島上，一個跟我年齡相仿的日裔美國少年也有過一次跟汽車有關的深刻的情感經歷。他叫納吉塔·哲夫，後來成為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他的父親是從日本移民去的沒有土地的農民，二戰期間在一個為人員眾多的夏威夷美軍基地的軍人和家屬供給蔬菜的農場裡當佃戶。戰爭結束後，農場主估計到基地人口將會減少，便從納吉塔父親的手裡把位於島嶼高處的農田和房子收了回去。在通往臨近海邊的市區的路上，每當納吉塔一家乘坐的小型福特車被甘蔗園的大卡車超過時，少年納吉塔都會感到一陣驚恐。

　　與夏威夷原住民的孩子們一起講著洋涇浜英語長大的納吉塔，和只懂日語的父親之間的交流存在著語言上的障礙。接受英語教育的納吉塔是在研究生院當研究生時學的日語，後來成了研究日本歷史的專家。納吉塔用英語撰寫的有關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史研究具有給我這樣的日本人帶來新發現的巨大活力。

　　納吉塔尤其關注的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商業大都市大阪，由十八世紀的富商們開設的一個叫懷德堂的學堂所取得的成就。十九世紀中葉，在日本的近代化開始之前，這所學堂一直對以商人為中心的學生進行教育。近代化以前的懷德堂的學者們——幾乎同時都是很有實力的商人——在學問上所取得的成果，與近代化以後急劇增強國家主義色彩的政府所推行的單一化的文化相比，具有更多樣、更普遍的展望性。儘管明治維新以後西歐文明的大量流入也同樣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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