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38)_大江健三郎

三十八

　　第六章柏林講演

　　在這個經久不衰、碩果累累的「柏林講壇」上講話，我深感榮幸。同時，也向為我做介紹的曼弗雷德·蘭茨施泰因教授表示感謝。

　　在八十年代這一歐洲的重要時期，赫爾穆特·施密特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我們日本人在內都十分清楚。蘭茨施泰因教授就是當時的財經大臣。在東京的德國使館，在一次有日本保守派長老中曾根原首相出席的宴會上，我曾見到過施密特先生。大概是從中曾根先生那裡瞭解了我的一些情況吧，施密特先生對我說：「像你、還有君特·格拉斯這樣的作家，拿我們德國人的話來說，就是『用糞弄髒自己巢的鳥』。」君特·格拉斯是我最敬愛的同輩作家，被如此相提並論，我感到十分自豪。

　　對於我來說，柏林這座城市的名字是與文學有關的兩件事一起留在記憶中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必須先介紹一下各位不大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相關事實。

　　標誌著日本近代文學起點的理論書寫於1885年。尤其在文體方面，與舊文學截然不同、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的文學從此開始。將這種變化具體地體現在自己的創作之中，並致力於歐洲新文學翻譯的，就是當時知識界的代表人物森歐外。歐外出身於舊體制下的一個日本地方武士家庭，在東京受的教育，為了學醫，於1884年秋來到了柏林。

　　二十二歲的歐外，在他的旅德日記第一頁寫下了他到卡爾廣場的托普夫飯店拜訪住在那裡的前輩時被拒絕按照日本方式行禮的事。「前輩急忙擺手說：『別再行那種頭都快碰著地的禮了。』後來聽說，因為在歐洲凡是受過教育的少年都在舞蹈師那裡學過標準的坐姿、拜姿和跪姿，所以，久居此地、只跟當地人交往的人，看到家鄉人粗野的舉止便會感到俗不可耐、十分可笑。」

　　歐外就是從這種程度開始在德國學習醫學的。他作為高級官僚在致力於實現國家近代化的同時還革新了日本的文學。從歐外在德國的最初經歷算起，迄今僅僅過去了一百五十年。在正好處於近、現代日本文學史中間的1936年，一位學過德國文學的年輕詩人、小說家在東京出版了一部寫亨利希·海涅的評傳。雖然日本當時已經進入了超國家主義的時代，但那位作者中野重治還是勇敢地寫道：

　　……儘管他是那麼深受德國和世界人民愛戴，但他的作品還是被希特勒政府在柏林歌劇院的廣場上焚燒了。瞭解這位猶太人的生涯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說，對於這樣一個人的生平，我們有想要詳細瞭解的願望。

　　而且，對於中野重治來說，在那個時期寫海涅的評傳還有一個隱藏著的切實的政治動機。中野是一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家，曾因從事非法的政治運動於1932年被捕，後於1934年受到了有罪的判決。他獲得緩期執行並回到社會上，是因為曾向國家權力機構發表了所謂「轉向」的誓言。在這種情況下，他於1936年出版了這本《海涅評傳》①。翌年，發動了日中戰爭的國家機構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剝奪了中野重治的寫作權。雖說此後的執筆活動並沒有完全停止，但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他不得不痛苦地掙扎在籠罩著整個日本社會和文化上的超國家主義的重壓之下。

　　①原文《海涅人生讀本》——譯注。

　　恰如面對苦難的日子預先表示出自己的決心似的——實際上，也正如他準確地預見到的那樣——中野在這本書的後記裡，長長地引用了一段海涅的文章：

　　在人們所說的愛國心和對祖國的真愛裡，包含著某種特殊情況。人，可以在八十年的一生中始終愛自己的祖國，也可以在對祖國全然不知的情況下愛自己的祖國。但是，這種對祖國的愛只能是在不離開故鄉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春天的本質，只有到了冬天才能被真正理解；五月裡最美的讚歌，反倒是在取暖的火爐邊寫成。對自由的愛，是監牢裡的花朵；只有身陷囹圄，才能體會到自由的價值。因此，對德國的愛國心，也只有來到德國的國境上才會萌芽。尤其是當身居國外看到德國不幸的時候。

　　在此，中野一邊凝視著日本而非他國的不幸，一邊傾訴著他那在當時絕不會被當做愛國心的對日本的真摯的感情。雖然他還不得不痛苦地看著日本的不幸將很快地擴大成亞洲的不幸。

　　我就出生在中野重治不得不通過海涅來表露真情的那個年代裡，在日本闖入超國家主義的世界大戰時期度過了少年期，在日本人努力從慘痛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也就是在重新出現的國家主義社會氛圍中被批判地稱作戰後民主主義的時代思潮中成長為青年，並開始了文學活動。

　　如此經歷的小說家，為什麼有時卻不得不成為「用糞弄髒自己巢的鳥」呢？我想談談這個問題。其實，我本來也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希望搭建一個確實屬自己的、普通的、清潔的、有發展的巢，並把它傳給下一代。

　　我剛才說過，日本不僅給亞洲各國帶來了巨大災難，也使本國人民經歷了不幸。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那也是日本的超國家主義在晚於歐洲起步卻想迅速實現近代化過程中的必然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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