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35)_大江健三郎

三十五

　　二、孤立在亞洲

　　第一個站在這裡的日語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發表過題為《美麗的日本的我》的講演。這一講演極為美麗，同時也極為曖昧。我現在使用的英語單詞vague，即相當於日語中「曖昧的」這一形容詞。我之所以特意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用英語翻譯「曖昧」這個日語單詞時，可以有若干譯法。川端或許有意識地選擇了「曖昧」，並且預先用講演的標題來進行提示。這是通過日語中「美麗的日本的」裡「的」這個助詞的功能來體現的。

　　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標題首先意味著「我」從屬「美麗的日本」；同時也在提示，「我」與「美麗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譯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學的美國人將這一標題譯成了這樣的英語：Japan，theBeautiful，andMyself。雖說把這個句子再譯回到普通的日語，就是「美麗的日本與我」，但卻未必可以認為，剛才提到的那位嫺熟的英譯者是一個背叛原作的翻譯者。

　　通過這一標題，川端表現出了獨特的神秘主義。不僅在日本，更廣泛地說，在整個東方範圍內，都讓人們感受到了這種神秘主義。之所以說那是獨特的，是因為他為了表現出生活于現代的自我的內心世界，而借助「獨特的」這一禪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紀禪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說來，這些和歌都強調語言不可能表現真理，語言是封閉的。這些禪僧的和歌使得人們無法期待這種語言向自己傳遞信息，只能主動捨棄自我，參與到封閉的語言之中去，非此則不能理解或產生共鳴。

　　在斯德哥爾摩的聽眾面前，川端為什麼要朗誦諸如此類的和歌呢？而且還是用的日語。我敬佩這位優秀藝術家的態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條。作為小說家，在經歷了長年的勞作之後，川端迷上了這些主動拒絕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類表白，講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與文學，即《美麗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這樣結束講演的：有人批評我的作品充滿虛無，可它卻並不符合西方的虛無主義，那是因為經過了禪的緣故。我覺得，這裡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張。他認為，雖然自己植根於東方古典世界的禪的思想和審美情趣之中，卻並不屬虛無主義。川端特別提出這一點，是在向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寄以信賴和希望的未來的人類發出心底的呼喊。

　　坦率地說，與二十六年前站立在這裡的同胞相比，我感到七十一年前獲獎的那位愛爾蘭詩人威廉·勃特勒·葉芝更為可親。當時，他和我年齡相仿。當然，我並不是故意把自己與這位天才相提並論。正如威廉·布萊克——葉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紀得以復興——所讚頌的那樣：「如同閃電一般，橫掃歐亞兩洲，再越過中國，還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謙卑的弟子，在離他的國度非常遙遠的土地上，我說了以上這番話。

　　現在，我總結自己作為小說家的一生而寫作的三部曲已經脫稿，這部作品的書名①，即取自於他的一部重要詩作中的一節：「一棵樹，從枝梢開始，一半全部是耀眼的火焰，/另一半全部是/露水濕潤枝葉茂盛的綠葉。」他的全部詩集，在這部作品的每一處都投下了透徹的影子。為祝賀大詩人葉芝獲獎，愛爾蘭上院提出的決議案演說中，有這樣一段話：「由於您的力量，我們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評價……您的文學極為珍貴，在破壞性的盲信中守護了人類的理智……」

　　①書名為《燃燒的綠樹》——譯注。

　　倘若可能，為了我國的文明，為了不是因為文學和哲學，而是通過電子工程學和汽車生產工藝學而為世界所知的我國的文明，我希望能夠起到葉芝的作用。在並不遙遠的過去，那種破壞性的盲信，曾踐踏了國內和周邊國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則是擁有這種歷史的國家的一位國民。

　　作為生活於現在這種時代的人，作為被這樣的歷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憶者，我無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麗的日本的我」。剛才，在談論川端的曖昧時，我使用了vague這一英語單詞，現在我仍然要遵從英語圈的大詩人凱思琳·雷恩所下的定義——「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語中相同的曖昧譯成ambiguous。因為，在談論到自己時，我只能用「曖昧的日本的我」來表達。

　　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一百二十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ambiguity)的兩極之間。而我，身為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

　　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化。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滯後了，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即在那場大戰後背負著戰爭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深深的溝壑。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性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並以此為基礎，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我志願站在了表現這種姿態的作家們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著雙重性。在近、現代化的歷史上，這種近、現代化同時也帶來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戰爭。以大約五十年前的戰敗為契機，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支撐著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爭的誓言，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觀念。然而，蘊涵著這種道德觀念的個人和社會，卻並不是純潔和清白的。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歷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倖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種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除了日本人，還包括眾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不幸者)，也在不斷地審視著我們的道德觀念。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