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36)_大江健三郎

三十六

　　三、改憲是背叛行為

　　現在，國際間有一種批評，認為日本這個國家對於在聯合國恢復軍事作用以維護世界和平持消極態度。這些言論灌滿了我們的耳朵。然而日本為了重新出發而制定的憲法的核心，就是發誓放棄戰爭，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為走向新生的道德觀念的基礎，日本人痛定思痛，選擇了放棄戰爭的原則。

　　西歐有著悠久的傳統——對那些拒絕服兵役者，人們會在良心上持寬容的態度。在那裡，這種放棄戰爭的選擇，難道不正是一種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嗎？如果把這種放棄戰爭的誓言從日本國的憲法中刪去——為達到這一目的的策動，在國內時有發生，其中不乏試圖利用國際上的所謂外來壓力的策動——，無疑將是對亞洲和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身為小說家，我不得不想像，在這之後，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何種殘忍的新的背叛。

　　支撐著現有憲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義原理，把絕對價值置於更高的位置。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民主主義憲法下，與其說這種情感值得感懷，莫如說它更為現實地存續了下來。假如日本人再次將另一種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戰後重新建立的道德規範，那麼，我們為在崩潰了的現代化廢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而進行的祈禱，也就只能變得徒勞無益了。作為一個人，我沒法不去想像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極其繁榮——儘管從世界經濟的構想和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這種繁榮正孕育著種種危險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現代化進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曖昧急劇膨脹，並呈現出更加新異的形態。關於這一點，國際間的批評之眼所看到的，遠比我們在國內所感覺到的更為清晰。如同在戰後忍受著赤貧，沒有失去走向復興的希望那樣，日本人現在正從異常的繁榮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著對前途的巨大擔憂，儘管這種說法有些奇妙。我們可以認為，日本的繁榮，有賴於亞洲經濟領域內的生產和消費這兩股潛在勢力的增加，這種繁榮正不斷呈現出新的形態。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所希望創作的嚴肅文學，與反映東京氾濫的消費文化和世界性從屬文化的小說大相徑庭；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我們日本人自身呢？

　　奧登為小說家下了這樣的定義：他們「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濁中污濁，/如果可能，/須以其羸弱之身，/在鈍痛中承受，/人類所有的苦難」。我長年過著這種職業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弗蘭納裡·奧康納語)。

　　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從喬治·奧威爾時常使用的形容詞中挑選「的」、「整潔的」等詞來形容自己特別喜愛的人物形象。這些使人誤以為十分簡單的形容詞，完全可以襯托我在「曖昧的日本的我」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曖昧」一詞，並與它形成鮮明的對照。從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與日本人所希望呈現的形象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

　　四、為醫治與和解作貢獻

　　他，就是研究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和思想的學者渡邊一夫。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中的那種愛國狂熱裡，渡邊儘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著要將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自己未曾捨棄的日本傳統審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於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

　　與其他國家為實現近、現代化而不顧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識分子以一種相互影響的複雜方法，試圖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歐同他們的島國連接起來。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勞作，卻也充滿了喜悅。尤其是渡邊一夫所進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年輕的渡邊在大戰前曾在巴黎留學，當他對自己的導師表明了要將拉伯雷譯介到日本去的決心時，那位老練的法國人給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這樣的評價：「L『entrepriseinouedelatraductiondeI』intraduisible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譯的拉伯雷譯為日語，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企圖」。另一位驚訝的幫腔者則更為直率地說道：「BelleentreprisePantagrueline.」即「這是龐大固埃①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然而，在大戰和被佔領期間的貧困、窘迫之中，渡邊一夫不僅完成了這項偉大的工程，而且還竭盡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與拉伯雷並駕齊驅的、還有繼他之後的各種各樣的人文學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處於混亂時期的日本。

　　①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傳》中的巨人王——譯注。

　　我是渡邊一夫在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從渡邊那裡，我以兩種形式接受了決定性的影響。其一是小說。在渡邊有關拉伯雷的譯著中，我具體學習和體驗了米哈伊爾·巴赫金所提出並理論化了的「荒誕現實主義或大眾笑文化的形象系統」——物質性和肉體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會性、肉體性等諸要素的緊密結合；死亡與再生情結的重合；還有公然推翻上下關係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這些形象系統，使我得以植根于我周圍的日本乃至周圍的土地，同時開拓出一條到達和表現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後，這些系統還把我同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莫言等人結合在了一起。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著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當然，我所說的亞洲，並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而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著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繫之中。為爭取一種韓國優秀詩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參加過一次絕食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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