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33)_大江健三郎

三十三

　　國民革命前後的作家們，有老舍、丁玲，還有年輕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期間在上海的張愛玲和發表了《圍城》的錢鐘書等人。趙樹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們都是優秀的「Capability」。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尤其是作為同時代的亞洲文學，我一直在關注著中國文學。我認為，沒有必要就政治性時代的進展與文學的動向進行嘗試性分析。或許，在你們這些從那個時代生活過來的各位聽眾的腦海裡，已經映現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說的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各種勢頭非常旺盛的新文學，它們確實充滿了強大的魅力。剛才所列舉的遠比我年輕的作家們的《老井》和《紅高粱》，給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些鴻篇巨制的長篇小說所顯示出來的，首先是小說家們的才能、方法和熱情。同時，作為今後應該會實現的「Capability」，這些作品還顯示出了何等豐富、廣闊和深遠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後也將不斷會有中國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們，獲得不再被妨礙其表現的自由，並取得切實而巨大的收穫。

　　現在，或許我還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與胡適的對話一般的敘述方式。我也像當年的芥川那樣，對中國現在正活躍著的小說家，以及今後將會實現其「Capability」的年輕小說家們，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這個會場上，也許會有一些可稱之為今天的胡適的知識分子，會從我的這番羡慕的話語中發現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並對我顯現出充滿譏諷卻也是寬厚的表情吧。

　　剛才，我就自己的小說進行了說明，從中可以看出，通過將「分歧」這種有意識的方法系統化，是能夠找出文學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學論《小說的方法》也被譯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夠予以參照的話，我想，大家是能夠理解我所說的這一切的，那就是將剛才借助實際創作來進行說明的「包含著分歧的重複」這種小說的技法，作為我的認識方法而予以重視。在八十年後的北京，我有意識地重複著從芥川與胡適的對話中發現的、確實意味深長的「分歧」，是出於以下兩個意圖。

　　首先，雖說我現在正面對各位中國聽眾講述著這一切，其實，我也希望將這一切作為一個信息，傳遞給日本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國的近、現代文學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努力提示出新的國家形象和國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現代文學卻不具備諸如此類的問題意識。夏目漱石是日本開始現代化進程後最大的國民作家。他提示了由於快速推進現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國民國家日本，並批判了沒有自覺到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卻從不曾創造出他獨特的新日本這個國家以及日本人的積極性典型，並因此而引導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

　　在日本的近、現代社會裡，一些知識分子最為綜合性且多角度地試圖認識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樣的人。這些知識分子從戰後的廢墟中，面向再生而邁出了自己的步子。他們曾體驗過戰爭，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當了侵略中國的士兵。他們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構想的知識分子群體，一如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所說的那樣，具有「悔恨共同體」的含義。

　　戰前，儘管也存在著具有各種見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他們卻各自孤立，沒有形成抗拒戰爭的一股勢力呢？出於悔恨這一切的力量，他們試圖積極地構想嶄新的國家和國民的形象。這就是他們的意圖。而且，我認為文學者們也加入了這個行列，並具體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們是野間宏、武田泰純、大岡升平等小說家。

　　然而，從那時算起，五十年過去了，這群戰後知識分子的「大志」被年輕的知識分子們繼承了嗎？我不那麼認為。我本人也是一個希望繼承戰後文學者們的「大志」，試圖站在他們這個構想之行列的最後一名，並因此而開始小說創作的人。但是，我卻無法過高地評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評在內，我想在北京向現在的日本年輕作家們和年輕讀者們呼籲，希望他們繼承戰後文學者的「大志」，並希望在這個意義上豐富、拓展和深化他們自身的「Capability」。

　　關於詩人，我曾在美國的文學會議上與北島進行過交談，對他的作品也有一種文學意義上的強烈關注。如果談到我對某人的詩風特別喜歡的話，女詩人舒婷也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2000年的北京講壇上，我列舉了以上這些文學者的名字，如果大家從中感覺到了我這個日本小說家的「分歧」，我認為，或許你是正確的。

　　如同先前我所述說的那樣，日本國和日本人不能忘記過去曾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所做過的那一切，同樣，如同不能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討論「絕對的零度寫作」一樣，我自己也不能就現代中國的文學狀況進行評論。我認為，尤其不能對政治性因素所投下的影子進行單純的批評。這也是我與那些從人權角度上批評中國的美國朋友們保持不同立場的原因之所在，儘管我曾與他們採取過幾次共同行動。

　　我的立場是這樣的。多年以來，尤其是這四十年以來，雖說是借助日譯、英譯和法譯等譯本，卻也是一直在非常認真地閱讀著中國那些從事著傑出文學活動的文學者們所創作的文本。作為這樣一個讀者，我在這四十年間一直持續地閱讀著。因此，較之於那些在較短的時間之軸上進行的評價，我認為自己更能以一種長遠和開闊的視野，看清楚那種綜合性文學的整體形象。這就是我眼中的現代中國文學。我還要將從一開始就用英語進行小說創作的哈金的作品也歸納在這個範圍之內。

　　我的這種對中國文學的看法，與北京現在的知識分子們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看法之間一定存在著「分歧」。而且，在與政治相關聯的時候，我從不曾想過自己有資格認為自己的「分歧」是正確的。不過，作為文學上的意見，我卻認為在長期的展望之中，自己的「分歧」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與大家的看法相一致。那就是「伴隨著分歧的重複」所具有的功效。

　　為了中國文學今後能夠取得長足的進展，我想向那些尚未取得重大業績且為數眾多的年輕的「Capability」所有者們表達我的心願，那就是日本的小說家正在以如此開闊和長遠的視野，關注著中國文學綜合性的整體形象。

　　如果說到我自身的「分歧」，我要向如此寬厚地對待我的「分歧」，並讓我這位對中國近、現代文學懷有深深敬愛之情的作家在你們的面前成為一個用口說話的人的各位女士、先生們，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最後，謹請允許我再一次提及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話題。我本人並沒有過高看待諾貝爾文學獎的意向。只是在我抵達斯德哥爾摩後，隨即參加的那個由文學獎評選委員們(記不清是十個人還是不足十人了)在他們所擁有的一間原屬個人住宅的美麗的俱樂部中為我悄悄舉辦的晚餐會，卻讓我難以忘懷。在客廳的書架上伸手可及的地方，有幾冊由普魯斯特簽名的書籍。我確實談論過法國文學，也轉告或被轉告了有關君特·格拉斯和巴爾加斯·略薩的那些充滿魅力的近況。

　　不過，讓我深感興趣的還是與委員中一個非常優秀的中國文學專家的對話。當時，還有幾個委員也不斷從旁插話。我們從魯迅談到今天的年輕小說家和詩人們。我能夠如此愉快地談論自己非常喜歡的文學話題並忘卻時間的流逝，除了青春時代以外，我想不出還有別的例外。

　　如果想像一下那些擁有中國的風土和民眾這種巨大「Capability」的年輕小說家們所具有的才能、方法和熱情，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們得以聆聽他們中的某一位在斯德哥爾摩發表演講的那一天或許已經為時不遠了。因為，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文學者們運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借助令人嘆服的韌性，倘若用更長遠的目光來看的話，便會發現他們在明顯而偉大的連續性上，擁有一種成功地追求表現自由的傳統。當那一天到來時，日本年輕的「Capability」的所有者們，也一定會非常高興地受到他們的鼓舞吧。

　　謝謝大家。

　　(許金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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