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32)_大江健三郎

三十二

　　然而，中國的年輕作家們卻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對於他們業已實現並獲得的巨大而豐碩的成果，我不勝羡慕並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說中，之所以提到鄭義和莫言的名字，是因為將他們視為這種新文學的代表者。我期待著日本的年輕作家們能夠向他們學習並展開積極而多彩的文學活動。同時，我還期待著他們能夠與中國的那些優秀作家和韓國的年輕作家們一道，完成確實可以被稱之為亞洲文學的事業，並在這個名稱之下參與世界文學。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是去年發表的《空翻》。小說始于被稱之為「師傅」的教祖與被稱為「引導者」並扮演預言者角色的男子，試圖在現代的東京創建新的宗教教會。其實，十年前他們曾一度建立起擁有超過兩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團，其後卻又通過電視發表聲明，表示他們的教義是錯誤的，並說那只是一個玩笑而已，從而解散了那個宗教教團。

　　他們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團，是因為信徒中出現了過激的激進派小團體，而且具有強大的力量。作為呼籲日本社會進行徹底悔改的手段，這個激進的小宗派計劃行使他們的實力，採取炸毀核電站之類巨大的恐怖行動。於是，教團的領袖們便與國家權力合作，出賣了這個激進的小宗派，使得他們行使實力的圖謀歸於流產。

　　如果情況僅止於此，教團的領袖們也已聲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義只是個玩笑一般的東西，也就沒有必要再進行全面的轉向了。那麼，為什麼又產生了這個必要呢？那是因為在這個教團的內部，還有一個由信仰虔誠的女性們所組成的宗派。這個女性們的宗派認為，引入國家權力以封殺激進派的行為不僅束縛了教團的領袖們，整個教團也將因此遭到鎮壓。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的出現，她們以其信仰為基礎，對領袖們的受難表示抗議，並為聲張教團的正統性而可能集體自殺。因此，在激進的宗派與信仰虔誠的女性們的宗派這兩者的追逼之下，教團的領袖們不得不採取了剛才所說的全面否定教團的這種轉向措施。

　　將教團解散以後，教團的領袖「師傅」和「引導者」切斷了與所有信徒之間的關係，在來自社會的批判和蔑視中孤獨地度過了十年的時光。小說就從他們決心重建教團處開始。

　　他們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開始了重建教團的活動，但「引導者」卻在前面說到的過激派殘存下來的一部分人執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為契機，「師傅」轉移到了四國森林中的一個處所。這個處所是由這十年間最為穩健卻也頗有實力的信徒集團所準備的。

　　自《萬延元年的Football》問世以來，我一直在考慮與中心相對抗的邊緣「根據地」這一模式。我還以這個森林中的小村莊為舞臺，選擇各種時代，描繪發生在那裡的故事。於是「師傅」們試圖創建新教團的活動便與發生在這個邊緣場所的故事匯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著「師傅」公開發表將要創建新教會的聲明一般，前面說到的過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誠的女性們的宗派也都彙集到了這個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師傅」並不打算清除他們。在「師傅」有關新教會的構想裡，一些生長在這塊邊緣的土地上的年輕人也參與了進來。於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開始實施了。但是，就在新教會開始明確顯現其性質的同時，曾將「師傅」和「引導者」逼得無路可走的激進派和信仰虔誠的女性們這兩個宗派之間沒有解決的問題，卻又一次緊緊地抓住了「師傅」。

　　後面我還會再度就此進行敘述。我覺得，無論在現實的歷史進展中，還是小說的敘述方法裡，都存在著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包含著分歧的重複」。作為小說的敘述方法來說，它也是一個方法論。

　　宗教教團的這位領袖創建教團和重建教會，與此同時也身陷危機並面臨崩潰。這兩個悲劇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說，這兩者間的差異只在於「分歧」。因此，我們可以批判性地認為，就重建教會而言，「師傅」只是在表演「包含著分歧的重複」。其實，當「師傅」重建教會時，他並沒有從辯證法的角度去超越當初的失敗，同時也沒有樹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師傅」這次卻沒能向第一次那樣，借助「包含著分歧的重複」這種同樣的方法來進行第二次轉向。在他以悲劇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後，就在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經過錘煉的年輕人(像是這個邊緣地區長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輕人為核心)對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開展他那「新人的教會」的活動了。

　　我想，即便在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教授也是廣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馬蒂亞這個名字，意味著「永遠的生命」。據說，為森教授起這個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學裡曾與他父親共過事的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我記得，早在我的孩童時代，當時日本和中國之間戰火正熾，我那位並不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母親對我說：在亞洲，續泰戈爾之後適合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是魯迅先生。不過很遺憾，他卻去世了。

　　剛才，我之所以在這裡提及森教授的名字，並非想要談論他在專業領域內就饑謹與貧困，以及不平等問題做出的驕人業績。我只是在考慮將森教授在經濟學領域裡的兩個獨特的專業用語轉用于文學世界。一個單詞是在日語中被譯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優裕的生活」。這個單詞包含了個人所具有的諸如健康、長壽、自豪之類的所有生活機能。在如此定義的基礎上，森教授將已經實現的機能包括在內，又提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詞「Capability」，在日語裡，這個單詞被譯為「潛在能力」。為了確立「優裕的生活」，作為今後的機能而需要實現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從妨礙其實現的社會性因素(例如歧視)中獲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為不平等這個課題也就成了一種新的思考方法。

　　我認為，在評價一個國家某個時代文學的發達程度、廣度以及深度時，經濟學中的專業用語「Capability」與自由這種概念是為之有效的。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實現國民國家的體制為奮鬥目標而進行了最具有前驅性的實踐，我為他們的這種工作而深深感動。因為，我從他們在各個時間點上的實踐中，發現了巨大的「Capability」。

　　魯迅所從事的工作當然自不待言，參加了國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達夫等創造社的同人們也好，茅盾也好，他們都創作了豐富的作品，並擁有從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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