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31)_大江健三郎

三十一

　　在創作這部長篇小說的同時，我還寫了《廣島劄記》。那是一部長篇評論，說的是太平洋戰爭末期在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而受到傷害的人們。我在這部長篇評論中描述的，首先是廣島的諸多醫生們。儘管他們本身也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傷害(這裡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傷的醫生們)，仍然連同那些身負輕傷的醫生們一道，投身於醫治受原子彈傷害的患者的工作。護士們也是同樣如此。

　　對這些護士而言，當他們和她們開始醫治傷者時，不可能從醫學意義上瞭解核爆炸給人們的肉體帶來的危害是怎麼一回事。人們摸索著不斷獲得醫療上的實際效果，從這種努力中，創建並推進了包括針對白血病的治療方法在內的醫學，比如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那樣的放射能造成的傷害進行醫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樣地從醫學、經濟以及人權等領域的痛苦中恢復過來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彈轟炸而被傷害多年以後，他們還不斷有人因為放射能障礙而被迫苦度與疾病作鬥爭的日子。儘管如此，他們卻從不曾忘記作為廣島倖存者(長崎的倖存者們也是如此)對社會責任所具有的自覺。為此，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動。我認為，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發起的廢除核武器的社會活動，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顯現的最為重要的行為。

　　通過直接接觸廣島的放射能受害者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得以深入個人的內閉狀態(能夠坦率地描繪處於這種狀態之中的自己，對我的文學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並且恢復了面向社會，進而面向世界開放自我的勇氣。

　　不得不深入個人內部的傾向，以及試圖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態度，經常同時存在於我的身上，並創造出了我的文學。作為一個專修法國文學的學生，我從薩特那裡學會參與社會。從那時起，我就反復將個人的內部這個課題與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課題重合在一起，不斷重複著回到原點後再行出發的循環行為。

　　1968年，我寫了《萬延元年的Football》，也是與一篇作為社會性報告而創作的長篇評論《沖繩劄記》同時進行的。在日本帶有國家主義性質的現代化進程中，從社會狀況直至文化的細部，沖繩人民蒙受了怎樣的壓制啊！那裡的知識分子對這種壓制曾進行了怎樣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戰爭的最後時刻，最為沉重地背負著日本現代化中的矛盾的沖繩民眾，又付出了怎樣的犧牲啊！戰後，作為美軍在亞洲/世界戰略的軍事基地，沖繩的人們更是一直在承擔著怎樣的重荷啊！

　　在這種長期存在的困難中，沖繩又是如何維持其獨特的思想和文化並予以創新的呢？我對此作了調查，而且曾打算進行研究。我對沖繩展開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年七月所發表的一系列隨筆作品。

　　我的這個經歷——在沖繩從事這種時事性和文化性的調查和報告的經歷，構成了創作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Football》的思想基礎。先前已經說起過了，我出生於日本列島的四國。正因為那裡遠離文化中心地東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時代，我們那個村子還保留著獨特的大眾性歷史和傳統。我就在那種地方文化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受戰後民主主義時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東京，學習以法國為中心的外國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儘管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小說的創作，但在我的內心底裡，卻總是存在著根本性的窘迫。

　　四國的山村是邊緣，而東京則是日本現代化最直接的目標，同時也是現代化最核心的據點。那裡還是中央集權的場所，吸收著地方的多樣性指向並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現代文化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性格。東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話的中核，作為王朝文化而昌盛，並支撐著那個超國家主義的體制，儘管被戰後的憲法從政治權力中驅趕出去，卻依然具有極為強大的影響力，與天皇這種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島由紀夫和我之間之所以相互對立，是因為彼此間存在著文學觀的差異，更是因為他懷有圖謀復活作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這種意識形態。三島這個人在出生、成長以及美學上都體現出東京文化。

　　而我，則在邊緣地區傳承了不斷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脈。對於來自封建權力以及後來的明治政府中央權力的壓制，地方民眾舉行了暴動，也就是民眾起義。從孩童時代起，我就被民眾的這種暴動或曰起義所深深吸引。

　　我注意到，在沖繩，人們在日本和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下，從以往維持琉球獨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時代，直到被現代國家日本所吸收以後，仍然沒有喪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寫了邊緣的地方民眾的共同體追求獨立，抵抗中央權力的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Football》。這部小說的原型，就是我出生於斯的邊緣地方所出現的抵抗。明治維新前後曾兩度爆發了起義(第二次起義針對的是由中央權力安排在地方官廳的權力者並取得了勝利)，但在正式的歷史記載中卻沒有任何記錄，只能通過民眾間的口頭傳承來傳續這一切。此外，小說中描述的在現代社會裡進行嘗試的年輕人所發起的第三次暴動卻沒能取得成功。不過，與那個中心進行對抗的邊緣這種主題，卻如同噴湧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斷出現在此後我的幾乎所有長篇小說之中。

　　在我創作《萬延元年的Football》的前後十年間，以拉美地區為核心，不斷出現以神話般的想像力和與此相適應的方法(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匯可以適用於這個方法)進行表現的小說。這些小說描述了與前面說到的那個中心相對抗的民眾，以及他們自立的政治構想和文化。我發現，自己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所指向的目標，與它們有著很深的血緣關係。在後來的一段時期內，我得益于米哈伊爾·巴赫金的荒誕現實主義理論，並開始意識到和強化了這種小說的方法。直至現在，我的小說世界仍然是用這個方法論構建而成的。

　　在剛才提及的十年後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學任教職，從一位中國文學專家的同事那裡，見到了一份將拉美文學翻譯為中文的書目單。在那份清單中，我看到了胡安·魯爾福的《彼得羅·巴拉莫》。這位墨西哥作家的傑作，構成了拉美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預想過，無論在想像力的質量上，還是在敘述的方法上，從這個源流中接受了影響的小說一定會出現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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