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30)_大江健三郎

三十

　　在這一點上，芥川感歎於審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這種審查制度導致自己被指為犯下了對天皇不敬罪)，卻又不去嘗試著打破那個不自由。我認為，這個事例清晰地顯現了那個時代(所謂大正民主主義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現實生活的真實狀況。

　　不過，同時代的中國文學者們就沒有與此相似的困難嗎？情況當然不是如此。胡適所表現出的文風中就蘊涵著一種譏諷。假如芥川遇見曾翻譯了他的《羅生門》的魯迅並與之交談，或許就會痛切感受到與胡適的譏諷所不同的另一種東西。下面要稍微偏離一點兒話題。面對日本獨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說，面對不僅僅是政治體制，還包括思想體制在內的那個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戰爭敗北之後，在理應將天皇從所有政治權力中驅逐出去的新憲法之下，卻仍然存留了下來。我的小說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現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還想說一些話，儘管這些話並不一定非要面對中國的聽眾述說。自胡適以後，中國的文學者們面臨困難以及克服這些困難去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就是說，通過文學使得國民國家的理念具體化，並且為了實現該目標而引導民眾的那種行為，與芥川感覺到並羡慕不已的中國著作家們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種完全不同質的東西。經過漫長的歲月後，當人們回顧這一切時才會發現，當時那種困難非常之大，而試圖克服那些困難的文學者們的實踐之所以能夠留存後世，是因為它們本身具有的強大力量所致。反過來說，我只能認為日本的近代和現代文學不曾經歷過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現在還是依然如故。

　　自1919年的反日、反軍閥的五四運動以來，很多文學者投身于國民革命的北伐戰爭。1960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場北伐戰爭中非常活躍且倖存下來的文學者郭沫若和茅盾。當時，在中國這一百年歷史中，從中國的這些文學者們(當然，也包括魯迅在內)得以顯現文學者這個腳色之原型的北伐戰爭時期算起，也只經過了四十年時間。當回顧1960年以來的這四十年時，就在我被同時代的鄰國所關注期間，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對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我為之感慨不已。

　　我覺得，儘管中國的文學者們在種種主張上存在著分歧，但在時代的進程中，卻總是為了巨大的連續性而不懈地付出艱辛的努力。那麼，這個巨大的連續性又是什麼呢？那是一種使命感，是要在中國建設國民國家，維護國民國家，並且試圖用文學來引導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巴金先生年過八旬還能重新進行文學活動，是因為時隔半個世紀之後，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進行工作的經驗依然充滿活力。而年輕一代的《紅高粱》和《老井》之所以能夠讓我為之讚歎不已，則是因為他們明顯表現出來的一種意志，一種將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現實與過去的深遠連接起來，並建設他們獨自的想像力中的共和國的意志。

　　日本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現在當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時，卻只能一如芥川對胡適所陳述的那樣，羡慕中國的著作家們。我只能認為，尤其在這三十年間，日本文學沒能像剛才提及的莫言和鄭義那樣雄心勃勃且非常現實地紮根於他們的土地和民眾之間，也沒能在那個不具備上述環境的國家裡建立起與這種現實相適應的想像力的共和國。

　　不過，我的這種說法可能已經使大家感覺到了不適。從胡適和芥川的對話中，我清晰地發現了兩者間的「分歧」。同樣，從我對中國的文學者們在五四運動至天安門事件這一時期內所完成的事業和曾那般努力從事的事業所做的歸納中，大家也一定發現了巨大的「分歧」吧。儘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著巨大「分歧」的看法，卻也如同我現在所表述的那樣，從近代和現代中國的文學者們的進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連續性。

　　接下去，我想說一說在今天的日本，我這個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個怎樣的小說家？也就是說，打算向大家介紹一下我這個日本作家的現狀。我出生在日本四國一個森林中的村莊裡，那一年是1935年。兩年後，日中戰爭爆發了，在我進入仿效納粹德國而建立的被稱之為國民學校的小學那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十歲時，我迎來了戰敗，因此，我的少年時代的前半期實際上是處於超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之下的。當時，對於我這位少年來說，天皇是神，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最為重要的人生課題。

　　然而戰爭結束後，這一切卻完全倒轉過來，日本全國都開始施行民主主義教育。就在這個時期，我度過了少年時代的後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戰時的日本是個在世界上處於孤立，並被從外部封閉起來的國度。戰後，日本向世界開放，天皇也不再是神，這種民主主義體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國家形象。就在這種民主主義的解放感之中，我決定前往東京的大學。儘管那是一段生活貧困並充滿了辛勞的青春，卻從不曾失去對民主主義的信賴。我覺得，這一切構成了我的整個人生的基調。

　　在大學裡，我學習的是法國文學專業，是一個從讓——保羅·薩特那裡接受了很大影響的學生。不只是薩特的小說，在時事評論和哲學論文等所有領域，薩特都是我的引導者。我在大學期間開始寫小說。那時，我想表現戰爭時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籠罩在這種生活之上的超國家主義的陰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戰後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會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題。運用從法國現代文學中學到的手法來寫這一切，是我的文學的第一期。《掐去病芽，勒死壞種》這個比較短的長篇小說，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學習以薩特為中心的法國文學並開始創作小說的大學生活裡，對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巨大的存在。通過將魯迅與薩特進行對比，我對於世界文學中的亞洲文學充滿了信心。於是，魯迅成了我的一種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日本文學者得以相對化並被作為批評的對象。將魯迅視為批評標準的做法，現在依然存在於我的生活之中。

　　當年，我是以青年小說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壇並開始文學創作的。二十八歲那年，我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考驗。那確實是一次「個人的體驗」。作為年輕的小說家，應當如何面對日本的社會現實？我從這種薩特式的立場出發，將自己置於不得從個人的閉塞狀態中後退半步的危機之中。

　　而引發這一切的，則是一個頭部存在著醫學上問題的嬰兒出生在了我的家庭裡。我感到非常苦惱，不知該如何調整自己以與那個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進行醫學上的努力來救治那個孩子，接著在心理上也堅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實際行動上朝著那個方向開始前進。以這個經歷為基礎而創作的長篇小說，便是《個人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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