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29)_大江健三郎

二十九

　　比如借助蘭學來推廣西洋醫學的開拓者緒方洪庵就認為，最為重要的還是「醫者仁術」。在他青年時代的信件中，便強烈顯現出了對鴉片戰爭的憂慮。就連在意識形態領域提倡脫亞入歐並因此而招致批判的福澤諭吉，也認為與其將歐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將歐洲的語言(首先是荷蘭語，其次是英語)與漢語這種日本人的學問專用語言相對照，從而在比較的基礎上創造出嶄新的日本語。與現代化相並行的日本超國家主義思想核心由國學者本居宣長做了前期準備，這位本居宣長就曾認真學習過剛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思想專家荻生徂徠。

　　也就是說，我只能將現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與始于明治維新的現代化得以實現時的日本思想聯繫在一起思考，同時，就中國的思想傳統為日本帶來的巨大影響進行思考。當然，我還不得不思考與現代化的完成同步發展的超國家主義的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

　　前不久，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提出了「絕對零度寫作」理論，研究了將文本從政治性、社會性、歷史性的文理和內容中剝離出來，單純地用語言本身來書寫文本。然而，身為一個日本小說家，我卻無法將中國的近、現代文學作為「絕對零度寫作」來加以探討。

　　再來看看日本最近的社會氛圍，問題就更加複雜了。日本曾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人員和物資方面的巨大犧牲。戰後，日本國以及日本人清償了這一切嗎？(儘管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犧牲的侵略戰爭是無法徹底清償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我們應當面向未來，堅持不懈地贖罪，並為此而不斷努力，這才是日本人對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基本態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卻出現了以首都東京都的那位知事為首的一批新的國家主義者，他們不僅想要忘掉侵略中國的責任，甚至還針對現在的中國和中國人民說出、做出一些攻擊性和歧視性的語言和舉動。

　　在這種現狀之下，日本的文學者果真能夠與中國的文學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評性的相互關係嗎？我日益感覺到「絕對零度寫作」是絕對不可能的。我想接著這個思路繼續說下去。

　　對於我這個在戰後迎來青年時代的日本小說家而言，又是如何領悟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文學的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龍之介與中國近代文學開拓者之一的胡適之間的邂逅。大家聽到這裡，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吧。我並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是通過我國也許最優秀的專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國文學這一百年》(新潮選書)而得知的。現在，一面對照這本書中的事實就幾個問題進行確認，一面將這個話題繼續下去。

　　芥川于1921年曾前來中國旅行，在北京與比他年長一歲的北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胡適過從甚密。後者在日記裡這樣寫道：「這個人似沒有日本的壞習慣，談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謂日本的壞習慣，好像是指除了日語外，不能用其他語言與外國人交談。這個壞習慣至今仍殘存著，最近還在一部描繪中國有名的英語會話教師的電影中受到譏諷。即便現在，日本的小說家不想用外語交換看法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就這個意義而言，芥川與胡適借助英語進行的交談，在文學史上就有了值得銘記的意義。

　　胡適在日記中繼續這樣寫道：「芥川又說，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實中國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只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麼，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干涉我們。芥川說，他曾編一篇小說，寫古代一個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馱在背上，這書竟不能出版。」

　　文學家奔赴同時代歷史的現場，他們撰寫報告並進行批評，這其中同時存在著新奇有趣和危險。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時常蘊涵著危險，而在時間和距離的作用下，危險之中也存在著可以轉化為確實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說家沒有中國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這並不是芥川在信口開河。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便開始了現代化進程，很快就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接著，在國內通過徹底推行國家主義思潮，對外則挾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之威，鞏固了國民國家的基礎。對此進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內村鑒三被開除教職，社會活動家幸德秋水則被處以死刑。

　　然後，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國在內的超國家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一九四五年毀滅之時。我們不得不認為，除了共產主義者小說家中野重治以外，從夏目漱石到芥川龍之介，再到昭和時代前半期的小說家們，沒有任何人能夠像內村鑒三、幸德秋水那樣對國民國家進行徹底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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