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26)_大江健三郎

二十六

　　雖然那時還不是結構主義的時代，但是，由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我的內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構了，我必須重新建構，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檢討塑造了自己的法國文學和法國哲學所導致的東西。並且，我重新學習法國的人道主義傳統，我大學時代的老師，是拉伯雷研究專家，拉伯雷時代法國人道主義的形成，是他畢生研究的主題。我也從中感受到了某種和偶然相纏繞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須重新檢討的事情，就是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我一直寫作的小說，在當時的現在，對於因為殘疾兒誕生而動搖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還是無效？我想重建如此動搖、痛苦幾乎絕望的自我。激勵自己，需要從根本恢復的作業。

　　於是，我想把這樣的作業和新的小說寫作重合起來，我寫出了《個人的體驗》。當我寫出對自己來說意味著新生的小說的時候，我已經能夠從積極的意義上認識和殘疾的孩子共同生存這一事實了。

　　同時我也認識到，如此獲得恢復的我，面對自己國家的社會狀況，也必須採用新的視點。因為我熱中於個人家庭發生的事件，已經看不見作為社會存在的自己的積極意義。

　　我調查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開始就是出於這樣的動機。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彈受害者們的社會運動。關於廣島，我寫了一本書，並把在那裡的學習所得和發現，反饋給了自己的小說。

　　和身患殘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後，也似乎是偶然的，發現孩子對野鳥的叫聲很感興趣，我和妻子創造了和孩子溝通交流的語言。不久，孩子的關心從野鳥的歌聲轉向人工的音樂，我們的家庭也迎來了新的局面。

　　而作為作家，我也把我和發生如此變化的殘疾兒子的生活寫進了小說。儘管如此，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這部作品裡，殘疾兒的存在還是退到了小說的背後。這部小說是把日本近代化開端時期最初向美國派遣外交使節的年份，和從那時起百年以後圍繞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改訂而掀起的市民運動對照起來描寫的，表現了這樣一個大主題。但並不能以此作為說明殘疾兒的存在退到了小說背後的原因。在寫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我的關心也常常在怎樣推進和殘疾兒的共同生活上。

　　在這部小說裡，我主要刻畫了一對沒有勇氣和殘疾兒徹底生活下去的年輕夫婦是怎樣頹廢下去的。從消極的側面，探照自己的家庭問題，所以，這部小說，對我來說，也仍然是從和兒子的共同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小說。

　　(三)

　　但是，把和自己家裡的殘疾兒子共同生活這樣的事情作為所有小說的主題，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是真正的文學創造麼？我想，大家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對這樣的問題。我以為，我正是通過克服這個疑問的具體行動，從而積極地向前推進了自己的文學創作。

　　當我還是法國文學系裡熱中前衛文學的學生的時候，我最初寫作日語小說是出於以下的動機：第一，我想創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說通行文體不同的東西。關於這一點，直到今日，我也仍在繼續最初的想法。當然，從事小說家的工作已經四十年，在實踐過程中，我對文章、文體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變化之一，是設定明確的意圖，破壞作家已經創作出來的文體，這是有意識引導的變化；還有一種，則是可以稱為自然成熟的變化。

　　但是，我並沒有偏離在二十二歲的時候確立的創造日本迄今未有的小說文體這一根本方針，也沒有產生把這一方針改換得更為穩健的消極想法。

　　我的小說創作另外一個動機，是想描述自己戰爭時代的童年和戰後民主主義時期的青年時代。我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隨筆，都反映了一個在日本偏遠地區、森林深處出生、長大的孩子所經驗的邊緣地區的社會狀況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礎上，我想重新給自己的文學進行理論定位。日本的文學，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研究，一個明顯可見的缺點，是缺少提出方法論的意識。

　　我從閱讀拉伯雷出發，最後歸結到米哈伊爾·巴赫金的方法論研究。以三島由紀夫為代表的觀點，把東京視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視為日本文化中心，針對這種觀點，巴赫金的荒誕寫實主義的意象體系理論，是我把自己的文學定位到邊緣、發現作為背景的文化裡的民俗傳說和神話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論，是植根于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基礎上的歐洲文化的產物，卻幫助我重新發現了中國、韓國和沖繩等亞洲文學的特質。

　　作為一個小說家，我想要創造出和日本文學傳統不同的文學，但自從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個智力有障礙的孩子，和這個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說世界的主線，對此，出現了批評的聲音。因為在日本文學裡，特別是近現代日本文學裡，有所謂「私小說」這樣一種特殊的文類。這是一種用第一人稱「我」來描寫作家個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說。在作為一個作家著手創作的時候，我當然是和「私小說」這種文類對立的敵人。我也曾經批判說，在日本文學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說」文類和這種文學傳統，阻礙了日本文學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麼，我以殘疾兒童的家庭為舞臺寫作「私小說」，這不是一種根本上的轉向麼？這是許多批判我的文字中一個共同的論點。

　　可是，其實我是想通過顛覆「私小說」的題材和「私小說」的敘述方法，探索帶有普遍性的小說。從剛才我所談到的巴赫金的理論向前追溯，我把俄國形式主義作為這些小說的方法論。我還認為，通過布萊克、葉芝，特別是但丁——通過對他們的實質性引用——我把由於和殘疾兒童共生而給我和我的家庭帶來的神秘性的或者說是靈的體驗普遍化了。

　　同時，我把寫作這些小說期間日本和世界的現實性課題作為具體落到一個以殘疾兒童為中心的日本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來理解和把握，持續不斷地把這樣的理解寫成隨筆。再重複一遍，我認為，殘疾孩子的誕生和與其共生這樣一個偶然事件，以及對這一事件的有意識接受，塑造了此後三十七年直至現在我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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