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25)_大江健三郎

二十五

　　第三章致北京的年輕人

　　(一)

　　能夠和中國的青年學生們直接談話，對於我來說，這是最大的喜悅。在為這次談話做準備的階段，聽說大家對我從一個「學生作家」起步的生活歷程頗為關心，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發言之後，回答大家提問的時候，可以具體的、輕鬆愉快地展開。在這裡，我首先想談的，是關於在我迄今為止的作家生活裡最為根本的、並且是我所意識到的養育自己成長的文學與社會的思考方法。

　　回顧成為作家之前孩提時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談到日本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以及由此發展而成的太平洋戰爭，在這一過程中，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成了日本社會的基礎。

　　但是，在那個時代，在我生長的山村裡，還有另外一種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對立的思想，以當地歷史或口頭傳說、民俗神話等形式存在著。而把這些講給孩提時代的我的，是我的祖母、母親等民間的女性敘述者。通過她們講述的故事，我知道了自己的村子、自己近世的祖先們面對從東京來的國家派出機構，用武力進行抵抗，曾經舉行過兩次暴動，特別是後一次暴動，還獲得了勝利。那次暴動，是從1867年到明治維新前後之間舉行的，並且，是在明治近代國家體制起步之後——在那開始的混亂時期——包括我們村子在內的地方農民勢力戰勝了國家勢力。

　　關於這兩次暴動的記憶，都從官方的記錄中刪除了，在學校的教育裡，對此完全置若罔聞。但是，在山村婦女們講述的故事裡，通過土地、風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緣相聯的家族，生動地傳承了下來。

　　在自己的家庭生活裡，是女性們講述的本地的歷史、傳說，但另一方面，在學校裡學習的則是社會統一的意識形態——以天皇為中心的歷史和傳說。我在兩者之間徘徊著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現在，回顧這段經歷，特別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時代的我，既相信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又從沒有懷疑過山村的歷史和傳說。我終於發覺，那時，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於二重性和多義性之中。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家裡的女性們的講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緣故。

　　我的母親所講述的，是早在日本成為近代國家之前，在我們這片土地上流傳的、與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聯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在國家把奉天皇為神明的信仰確定為日本的意識形態之後，這些故事仍然生動地存留在民眾生活的層面上。

　　就這樣，在具有二重性、多義性的民眾意識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共存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在還是孩子的時候經驗了日本的戰敗。並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聲音宣佈的具有打擊性的經驗。從那以後，在戰後十年左右民主主義與和平思想最為高漲的時代，我從少年成長為青年。戰後十年的後半階段，在日本，興起了這樣一種社會風潮：即認為民主主義與和平思想作為憲法原則，未必需要認真地推行。但我認為，我是通過在戰後民主主義時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養了自己的社會感覺。

　　在創作小說的同時，我所寫作的時事性隨筆、評論，始終是把經驗了從奉天皇為神明的國家主義的社會，向以獨立的個人橫向連接為基礎的社會大轉變，最後自覺地選擇了民主主義這樣一條軌跡作為一貫的主題。現在，在日本的傳媒上，所謂公大於個人，並且，把這個公等同於國家的公，諸如此類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再次成為一種強勢，在這樣的時候，我必須堅定地堅持貫穿了自己人生經驗的思想。

　　(二)

　　我想談的另外一個話題，是身患殘疾的兒子對小說家的我產生的決定性影響。我的大兒子大江光，在醫學上，只能說是事故，出生時就患有智力障礙。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但是，作為年輕的父母，我和妻子決心為這個嬰兒的生命負起責任的時候，這個孩子就成了我們人生中的一個必然的要素。

　　特別是，當我想通過和這個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漸漸地，我認識到，自己的家庭裡有這樣一位智力有障礙的孩子，對我來說，是意義極為深刻的必然。

　　在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我經歷了動搖和痛苦，以及把握現實的能力的喪失，由此而不得不重新檢討了兩件事情。其一，像剛才已經說過的那樣，我經歷了那樣的少年和青年時代，進入大學學習法國文學，在我的精神形成過程中，法國文學作為坐標發揮了作用。其中，薩特是最為有力的指針。但是，在身患殘疾的兒子誕生之後的幾個月裡，我終於明白，迄今為止我堅信已經在自己內心裡積累起來的精神訓練，實際上毫無用處。我必須重塑自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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