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24)_大江健三郎

二十四

　　【莫言】：我開筆寫《酒國》是1989年的下半年。您知道，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許多人理想破滅，許多作家棄筆從商。我在經過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之後，認識到，只有拿起筆來寫作，才可能把自己從痛苦中解救出來。而且，我也認為，越是在這樣的時刻，越是要寫作，用小說發言，這是我的責任。

　　《酒國》看上去寫的是與釀酒、飲酒有關的故事，但其實我寫的是一個巨大的寓言。小說中有許多看起來荒誕不經的情節和許多戲謔的語言，但我真正要表達的還是那樣一種悲憫人世的精神。寫這部小說的一個誘因是我看到一篇報道，說一個出身不好的人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煤礦的一個學校教書，由於他具有喝酒不醉的特異功能，被提拔到宣傳部門專門陪人喝酒，並因此飛黃騰達。到了晚年，他回顧自己的一生到底幹了什麼，結果發現自己是無所作為，就是喝了幾噸白酒而已。這個故事激發了我的創作靈感。

　　毫無疑問，《酒國》在我作品中是最具有挑戰性的。一是藝術上的挑戰，剛才你也說了，它看起來是偵探小說的框架，寫一個偵查員到煤礦偵查一個腐敗的吃人案件，中間也穿插了很多有神秘色彩的描寫和魔幻的神秘情節。在結構上我也進行了大膽的探索，譬如我剛開始是一個作家，在寫一部小說，我在寫作的同時開始和一個業餘作者通信，他源源不斷地把他的作品寄給我，結果他小說中的故事、人物，與我寫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融為一體，成為了一部小說。最後，寫作者我，也就是莫言，也作為一個人物直接進入了小說。

　　二是題材的挑戰性，寫當前社會的「吃人」現象，揭露官員的腐敗墮落，寫得如此大膽、尖銳的作品確實不太多。當然，說到吃人的問題首先是從魯迅先生的小說中開始的。我在《酒國》裡所描寫的吃人和魯迅先生所描寫的吃人一樣，都是一種象徵，真正描寫吃人是沒有什麼文學價值的。我看到某些外文版，在宣傳時，特別強調所謂的「吃人」事件，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是一種噱頭，讀者看完小說後，就會明白，《酒國》中的吃人，是一個象徵。

　　《酒國》裡充滿了象徵，喝酒是象徵，吃人是象徵，那些肉孩子、小黑驢、小侏儒等，都不應該用現實主義的態度來讀解。《酒國》的象徵意義還不僅僅是指腐敗現象，也象徵了人類共同存在的陰暗心理和病態欲望，比如說對食物的需求已遠遠超出了身體需要的程度等。人的欲望是對大自然的一種強烈的破壞力量，欲望在正常的域值內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一旦過度，馬上就會走向反面。

　　【大江】：《酒國》的結尾部分，調查事實的檢察官被困在酒國盛大的酒宴裡，到底沒能揭露出犯罪的真相來。小說最後產生了一個疑問，我對你後來寫的追問地方政治的不公正，追問內部有什麼內在聯繫、有什麼新的影響這一點深有感觸。那麼，《酒國》之後，寫出來發表的作品題目是叫《豐乳肥臀》吧。我認為這部作品很重要。理由的第一條，《酒國》遠離了高密東北鄉，但這部作品又回到了此處。

　　這裡是舞臺。開頭寫的是《紅高粱》裡寫過的非常悲慘的遭遇，日本兵和農村遊擊隊的交鋒這樣的大事件對住在這個村的別的村子的怪盜、和別的階層的人們的影響等，然後再深入挖掘。正因為是這樣的小說所以才非常重要。日本方面通常對中國文學不怎麼報道，但還是有消息說，這部作品出了一些問題，首印數很大，都賣出去了，但後面的第二版、第三版卻沒能發行。

　　新聞報道還說，盜版的《豐乳肥臀》反倒風行全國。這本書被翻譯成日語了，發行量很大，也有很多讀者喜歡。我認為，這也是生活在當代的莫言在文學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第一，正如剛才所言，它沿著《紅高粱》的思路又回到了農村，描述了那裡的事物和人物。第二，對當代中國殘存之物的追問。也就是說，莫言從中國小村莊神話的往昔開始，一直講述著祖父輩和父輩以來一直未變的故事。那之後就是現在我們這一代。一直在敘述與中國農村現實緊密相連的故事。因此說，中國農村是莫言先生文學上的宿命。你這樣的作家，我認為可以算得上是現代中國文明的一部分。我想從以上幾點聽你講講關於最長的小說《豐乳肥臀》。

　　【莫言】：一部作品的產生有其必然和偶然的雙重性，寫完《紅高粱》之後，我又寫了幾部好像與高密東北鄉不太沾邊的東西。但我知道我肯定還要沿著《紅高粱家族》這條路往前走，這是寫《豐乳肥臀》的必然性。為什麼說還有偶然性呢？在一九九零年的一天，我在北京地鐵的出口處看見坐著一位農村來的婦女，她一手抱著一個孩子，兩個孩子都坐在她腿上吃奶。這個女人看起來很憔悴很瘦弱，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化成了乳汁，要被兩個孩子吸光了一樣。我感到很震動。陽光照在她們母子身上，像聖母瑪麗亞一樣。於是，我就決定寫這麼一部書。

　　但也遲遲難以下筆，到了1994年我母親去世，我住在高密縣城裡，下決心要把這部書寫出來，要歌頌人類勞動女性怎麼樣繁殖怎麼樣哺乳。但寫的過程中，跟構思的不一樣，大量有關高密東北鄉的歷史細節爭先恐後地湧到我的筆下。我認為，這部小說主要寫了兩個人物，一個是母親，生過很多孩子。我想通過這個母親為了生兒育女、與男人的複雜的性關係來揭示中國封建制度對女性的殘酷迫害。她要受丈夫的虐待，受公婆的歧視，受社會的欺壓。但更深層的，則是揭示一個女人為了取得在社會在家庭中的地位而作的犧牲。

　　另一個是叫上官金童的人物，這個人物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他是一個眷戀乳房的男人，剛開始離了母親的乳汁就無法生存，吃別的食物都會嘔吐。到了四十多歲還是離不開母親的乳房，對乳房有著特別癡迷的眷戀，以至於他母親後來都痛駡他：「我本來想生一個站著撒尿的兒子，沒想到生了一個窩囊廢，我不要一個整天吊在女人乳房上的男人，我要的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我覺得小說的價值在於塑造了一個中國近代小說史上沒有出現過的典型人物，當然也還描寫了這樣一種充滿象徵意味的母子關係。

　　小說發表之後，得了一個大獎，有很多的讚揚聲，但也有強烈的批評，有些人還往上告狀。我在壓力之下給出版社寫信，說你們不要再版這本書了。過了幾年，也就是九十年代末，我看到很多評論家重新注意這部書，一位哲學教授在他的一本書裡用一章的篇幅，論述了上官金童這個人物形象，他說就像人人的靈魂深處都隱藏著一個小小的阿Q一樣，我們認真考慮一下，我們近代的中國人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一個小小的上官金童。我們每個人都在眷戀著一些其實並不重要的東西，就像那個上官金童眷戀著乳房一樣。

　　【大江】：我，作家大江健三郎和作家莫言相互討論的問題是從攝製組人員那裡拿來的。這些問題是為了探討二十一世紀中國小說家的責任。我成為小說家已經將近四十年，如果問我，作家生活在那個國家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我從來都沒能做出真正的回答。我研究的領域是作家如何創造出一種方法來寫作，我認為作家必須找到相互之間的相似點，這是作家不得不做的自覺的工作。我現在已經六十七歲了。莫言比我年輕二十歲，前面的路還很長。對我來說，小說家是什麼呢？倘若真有什麼責任的話又會是什麼呢？

　　我現在終於開始認真思考。現在，我能把它做個簡要的歸納。那是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說過的話。他說，所謂作家，就是想像、構築未來的人性——假設現在是二十一世紀的開始的話，那麼就是想像、構築二十一世紀中葉、或是二十一世紀末的人性會是什麼樣。我出生並工作於托馬斯·曼思考的未來裡，我在考慮二十一世紀日本人會有何種人性？會遇到何種困難？

　　(莊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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