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20)_大江健三郎

二十

　　【莫言】：中國確實有一個知識青年作家的群體，他們就是在「文革」初期的時候從北京、上海等城市下放到農村的年輕學生。我們村裡就有很多從青島下放來的知識青年。這些知識青年裡面有一部分後來開始寫作，也寫農村生活。這些人是八十年代文壇上最為活躍的一個群體，直到現在，他們還是很活躍。您認識的許多中國作家就是這樣的出身。我後來認真比較了一下，我跟他們的主要區別在於出身。知識青年作家在農村確實也吃不飽，也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們感受到的物質生活的貧困程度跟我們感受到的是一樣的。

　　然而，儘管他們可以把農村生活也寫得淒淒慘慘的，但是他們不瞭解農民的思維方法，因為他們不是農民，而是城市裡的孩子。在城裡長到十六七歲的時候才下到農村，眼前的生活和他過去的生活產生了強烈的對比，所以他們精神上的痛苦比我們深重得多。而我們農民生來就在這個地方，沒有見過外面繁華的世界，所以我們本身也沒感到生活有多麼痛苦，我們認為生活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天經地義，我們甚至還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最幸福最美滿的地方，而世界上許多人，都比我們痛苦，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我們去解救他們。所以，即使我在小說裡寫痛苦，但那裡面還是有一種狂歡的熱鬧的精神。就像你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裡面寫的東西。

　　我看了那部作品以後，就覺得那與我們在「文革」時期一幫孩子今天組織一個戰鬥隊明天組織一個戰鬥隊，來回亂跑亂竄亂革命很相似。知識青年作家們可能就體會不到這一點，他們好比從天堂一下子墜入到地獄，痛苦得不能再痛苦，已經感受不到什麼生活的樂趣了。還有就是他們的思維方法還是城市人的思維方法，甚至是一種小知識分子的思維方法，我們則完全是農民的思維方法。

　　六十年代的時候雨水很多，陰雨連綿，農民看見今天又下雨，就會很焦慮，會想南邊那塊玉米地要澇了，北邊那塊地瓜也要澇死了，那我今年年底可能會沒飯吃，因為從生產隊分到的糧食會非常少等等。但是知識青年就不會這樣想，他們看見下雨就會特別高興，因為今天又可以不出工了，又可以在家裡休息，看書，或是打撲克。所以我跟知識青年作家的區別在於，我瞭解農民，我知道農民碰到某一個事物時會怎麼想，而他們是不同的。

　　【大江】：雖然不是農民的後代，但是我出生在農村。我非常想用某種形象清晰地表達農村生活裡含蘊的一種積極的東西：某種活力，一種強大的力量——用你的話說就是生命力——這就是我的文學。當年，我沒有繼續在農村住下去而是去了東京，成了東京大學法國文學專業的學生。當我把這一點當做自己的人生問題重新考慮時，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要把自己求學、而後在學生生活中體驗各種經歷並且開始作家生活的種種，與莫言先生參軍並在軍隊中開始文藝活動，最終成為作家這一經歷相提並論。我非常贊同日本憲法裡規定的不允許保有戰爭目的的軍事力量這一思路，那也是我的想法。但是一說到寫作，我還是要把大學比作是我的受訓成長的軍隊。

　　日本的聽眾會覺得這樣自相矛盾的言語特別滑稽吧。我最初絲毫沒有打算想放棄農村生活——那種充滿歡樂的生活——離開可以說是我幼年的天堂的村莊，去東京成為作家。當時僅僅是某種東西讓我疏遠了農村，讓我下決心嘗試以前從未接受過的學問的訓練。那時候我相當痛苦，因為原先幾乎沒有好好學習過，去了東京以後也沒有通過大學的入學考試，就只好在那裡打起了工。每天苦惱度日。想起那樣的生活，我想問莫言是怎樣參加了解放軍？又是如何寫出了最初的優秀短篇小說集的呢？

　　【莫言】：當兵是我人生經歷中的一個重大轉折。在農村也不是不可能搞文學創作，但是會非常艱難。首先，你白天要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經常戴著星星出發，頂著月亮回家。有的時候中午飯就在田野裡吃。回家以後累得只想睡覺，根本沒有精力去寫作。當時我們農村是沒有電的，只能點著很小的油燈看書寫字。而且油也是憑票供應，每家每月一斤，點完就沒有了。火柴也是憑計劃供應的，每月每戶兩盒。紙張、墨水就更少了。所以說在農村搞創作需要極大的毅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一個人在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證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想辦法吃飽、想辦法穿暖這些問題，然後才可能是從事藝術活動。然而部隊為我提供了這種在農村生活下去不會有的可能性。

　　還有就是當時的農村青年把當兵看成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現在我們家門口還掛著「光榮人家」的標牌，就是因為我參軍當了兵的緣故。那時候地主還有富裕家庭出來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參軍當兵的，因為他們屬階級敵人的後代。中農的孩子從理論上講是可以當兵的，但實際上卻十分困難，因為村裡有幾十個上百個貧農雇農的孩子——那是真正的革命力量——準備要參軍當兵，每個村莊每年頂多征一兩個士兵，那麼要從一百個幾十個孩子中選出一兩個孩子，出身三代貧農的家庭都不一定輪得上，所以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中農的孩子要想當兵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時候大學已經停止招生了，我成績再好，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去上大學；當工人也不可能輪到我；如果我能當兵，憑我的寫作才華，憑我在農村勞動多年不怕吃苦的精神，也許還能闖出一條路來。當時我確實也沒想到到了部隊我要寫作，要成為作家等等，也沒有把當兵看做是當作家的階梯。我只是認為當兵能改變我的命運，能離開農村，到一個廣闊的天地裡施展我的才能。我記得你在一篇文章裡講過，二十世紀作家的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要千方百計地擺脫他的故鄉。對此我深有同感。當時我想，如果有朝一日能離開這個村莊，我永遠都不想再回來了，所以我十八歲那年就報名參軍，結果身體合格，什麼都合格，只是政審不合格，家庭成分太高。

　　十九歲那年又去，還是不行，二十歲那年再去，還是不行。一直到1976年我二十一歲，那是年齡期限的最後一年，當時我們村裡的支部書記、民兵連長都到遙遠的水利工地去勞動了，我在一家棉花加工廠做臨時工，利用這個機會鑽空子，找了朋友走了後門，這才當上兵走了。我記得民兵連長來給我送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滿臉冰霜，還離我挺遠就扔下通知書走了。我當兵走的時候，很多貧農在街上大罵，「我們貧下中農的孩子當不了兵，竟然讓一個老中農的孩子當了兵！這是什麼世道？階級鬥爭還搞不搞了？」

　　所以我當時想趕快走，走得越遠越好，我感到一種威脅，感到這個村莊伸出無數雙手要把我拖回來。所以我上了軍車以後，希望車一直往前開，一直往前開，結果只開了幾個小時車就停住了，說到了，我一看是在黃縣，離我的家鄉才三百多裡路。這時我心裡面真是忐忑不安，我想最好去西藏、去新疆、去雲南，去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到這些人伸手不可及的地方去才好。果然後來就發生了一件事印證了我的不安。到了部隊以後，新兵連要經過一個階段的訓練，然後再分配到部隊去。

　　有一天新兵連的指導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拿出一封信給我看，我一看完，全身冷汗都冒出來了，這是一封告狀信，說這個人家庭出身不好，他們家還有海外關係，說我的一個堂叔在臺灣國民黨軍隊裡，說我是混入革命隊伍裡的一個壞人等等。我當時差點給指導員跪下了，說你千萬別讓我回去，如果讓我回去，我就完蛋了。他說我把你叫來就是告訴你有這麼一件事，就是讓你珍惜這個機會，你要加倍努力，好好幹。因為他自己也是中農出身，當年也有人寫過告狀信，所以他沒有為難我。我當時眼淚也流下來了，汗也出來了，向他保證我一定要幹出個樣子來。新兵訓練結束以後，我被分到一個單位，這個單位人很少，只有十幾個人。營房就在老百姓的玉米地、牛圈旁邊，跟我的村莊差不多的地方，每天就是站兩班崗，白天一班，晚上一班。

　　站崗時，我的腦子裡胡思亂想，想過去對文學的愛好，想我自己寫作的才能等等，於是就開始手癢起來，想寫東西。這時候正好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了，「四人幫」也粉碎了，文學也復蘇了，當時一個短篇小說寫得好的話，可以聞名全國。於是我決定開始寫作。部隊給我提供了時間，提供了吃飽穿暖的機會。我站崗時身體站得筆直，但腦子裡考慮的全是小說的事。我早期的作品大江先生可能沒有看到過，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寫了一些小說，完全是模仿「文革」期間那種寫法：好人都是濃眉大眼，壞人都是歪鼻子斜眼。你看到的這一批作品已經是我打開童年記憶閘門以後的那一批了，比如《秋水》、《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等。

　　這一批作品，一是跟大自然聯繫起來，二是有童年的夢幻和童話色彩，那是因為我的家鄉是一個民間故事和傳說比較發達的地方。我記得小時候有很多老人家講故事，說今天路過的這座橋下面有一個白鱔精，有一天晚上，一個男人路過那座橋，遇到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在哭，於是男人說：「你別哭了，你是白鱔精變的吧？」那個女人就跳到河裡消失了。大人們講過很多鬼故事、狐狸的故事、各種妖魔鬼怪的故事等等。

　　我記得我七歲的時候到我的大爺爺家去聽他講故事，都是鬼故事，聽完了以後都不敢往家走，越怕越想聽，越聽越不敢往家走。我後來找到了一個克服恐懼的辦法，就是一邊跑一邊高聲歌唱。我經常會感覺到身旁有很多小動物在追趕我，或者旁邊的牆頭上正走著一個妖怪。小時候夜裡想小便都不敢下床，結果尿了床挨打的事是常有的。我想這些是源自對鬼怪的傳說以及對大自然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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