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19)_大江健三郎

十九

　　【莫言】：我在剛開始創作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很苦悶，因為我覺得找不到東西可寫。我看報紙聽廣播，到處收集素材，但是覺得什麼都不好用。我曾經在部隊當過保密員，那時候我甚至想從保密文件裡找到一些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東西寫進小說，可是後來發現這樣也不行。到了1984年，我寫了一篇小說，就是你剛才提及的《秋水》，文中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些個字眼，出現了河流，出現了無邊無際的洪水，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少年時期的生活被激活了。《秋水》之後，還寫了一篇叫《白狗秋千架》的小說，其中也寫到了玉米地、河流。《秋水》寫出來以後試著投了三家刊物，都被拒絕了，後來是發表在河南省的一家刊物上。發表以後有幾個評論家說好，說很有意思。

　　於是我的自信心受到了鼓舞——原來這些東西都可以寫到小說裡去，而且大家還說好。我覺得一下子打開了通往小說寶庫的大門，我童年的記憶被激活了，閘門一開，河水滾滾而來。說到少年時期的記憶，我想肯定與我們村所處的地理環境有關。我們村是在三縣交界的地方，這三個縣分別是膠縣、高密、平度。七八十年前，這裡的人口很少，我的爺爺奶奶、曾祖父母從縣城搬到這裡來的時候，村子裡只有三戶人家，當時名叫大欄村。因為處在三縣交界的地方，所以三個縣都不管，只有一片荒地，地勢又都很低窪，老百姓就到這裡放牛牧羊，所以都管這個村叫大欄。

　　六十年代的時候，這裡的水流特別大。我六七歲時印象最為深刻的事情，就是一推開我家的後窗就能看到渾濁的河水滾滾東去。發洪水的時候，河水比我們家的屋頂還要高。但凡有勞動力的家庭都要出人在河堤上守護，抱著被子，抱著牆上拆下來的磚頭，甚至抱著剛摘下來的葫蘆、冬瓜，隨時準備往出現缺口的地方填東西補缺。我站在我們家窗口看著滔滔的洪水覺得既恐怖又壯觀。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青蛙的叫聲。到夜晚的時候，村子外邊的田野裡，成千上萬的青蛙一起鳴叫，震耳欲聾，簡直就是青蛙的大合唱。洪水和青蛙的叫聲是我童年時期的兩大記憶。

　　【大江】：小說家把自己童年的記憶加深，再加上自己的記憶和想像力，使得自身能夠在童年的自己和成人的自己之間自由移動，這是小說家應有的能力。從這一點上，我看到了莫言先生作為小說家的特點，也看到了我們的共通性。但是你在談話裡提到小學時代為修堤壩而勞動，又在鐵匠鋪當小工等等經歷，這是不大會發生在普通人家的小孩子身上的事情。莫言先生家裡也不像是特別貧窮的，所以我很好奇，那個時代像莫言先生這樣的孩子為什麼會到鐵匠鋪裡去勞動呢？儘管這對小說家來說是很好的經歷，因為多少可以積累一些人生經驗。但是其原因是不是和「文化大革命」直接相關呢？

　　【莫言】：在那個時代裡，你掙的工分多一點就能多分得一些東西，掙的工分少就得不到什麼。「文革」的時候我沒有能夠上學是因為政治的原因。所有的人被分為地主、富農、中農、下中農和貧農這樣的階層，地主和富農的孩子肯定是不能上學的，小學都不允許上。中農的孩子可以讀到初級中學，極少可以讀完高中的。只有貧農和下中農的孩子才可以讀到高中甚至大學。我之所以沒有能夠上中學，第一點是因為我們家是中農而且是中農靠上的成分，雖然本來是團結的對象，但因為我在學校裡表現得不太好，「文革」期間老是跟老師調皮搗蛋，造反，給老師寫小字報，結果就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

　　當時我也很苦悶，十一二歲的小孩兒都在學校裡面讀書玩耍，而我只能一個人牽著一頭牛，趕著兩隻羊，在荒原上、河道裡放牧，覺得特別孤獨。當然後來這些都變成了我小說裡的素材，是我創作的財富，但是當時精神上是非常苦悶的。後來我的小說裡出現了那麼多大自然裡的動物，青蛙的叫聲，鳥的叫聲，以及牛、馬、騾子、河水等等事物，可能就是因為我沒有能夠上中學。假如上了中學接著再順利地上了大學，如果現在還是當作家的話，我寫的作品可能跟現在的風格不會一樣。童年的生活儘管十分艱苦，很貧困，但是樂趣很多。比如我每天在橋樑工地上，仍舊是感到歡天喜地的。

　　工地上那麼多大人，有男女青年，在休息的時候有人唱戲，有人摔跤，所以儘管我餓得要命，但還是打鬧著快活著。「文革」期間政治上十分黑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階級鬥爭搞得特別離譜，可以說是人人自危，有時候一句話說得不好，就可能招來禍患。大人們心裡都很沉重。但是孩子們還是生機勃勃，拿著鐵皮卷的喇叭，沿街高喊政治口號，把喉嚨都喊啞了。

　　我當然希望童年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受到更好的教育，但從文學的角度來講，沒有受完整的教育，吃不好，穿不暖，十五歲以前光著屁股，參加了一些不應該是孩子參加的勞動，這些獨特的經歷，就成為了創作的財富。對一個作家來講，童年少年時期非常重要，而且命運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要大得多。如果不是命運把我降生在這樣一個村莊，如果不是把我放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之下，我的想像力無論多麼豐富，也不可能寫出《透明的紅蘿蔔》那樣的作品。

　　【大江】：我讀了莫言先生的小說以後，想到的也是命運這個問題。你作為農村的孩子生長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時代，現在則在一邊關注中國的現狀一邊堅持寫作。這真的只能說是作為中國人生活著的莫言先生的命運。我也願意相信這一命運就是莫言先生的文學。看看過去，「文革」時代有很多從城市來的被稱作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的人來到農村，讓農村一下子有了很多知識分子。後來那些人裡面也出了作家，我也讀過他們的作品。但是，從城市來的「文革」時代被迫害的知識分子和作家，與生長於農村、長大後開始寫作的莫言的文學完全不同。你這樣的作家，也許在中國只有你一個，全世界也只有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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