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15)_大江健三郎

十五

　　【莫言】：我想，一個作家，面對著各種各樣的事件，總是要發言的。但發言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把自己的想法糅合到作品裡去，用作品發言，一種是對事件直接發表評論。在民主政治不是太成熟的國家裡，用後一種方式發言，可能需要一定的勇氣。我欽佩像左拉那種敢於發出「我抗議」這種慷慨激昂的聲音的作家，但我同樣也崇敬像普魯斯特那樣將自己封閉在小屋子裡，沉溺在對往昔生活的纏綿回憶中的作家。至於我自己，並不缺乏路見不平挺身而出的勇氣，但用文學的方式發言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格。

　　中國在近十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裡有看得見的。比如，眼前的高樓大廈和寬闊的大道。當然在精神上也有變化，這卻是看不見的。在這十年裡，中國的民眾比毛澤東時代更成熟了，政治上的自由度大了。我們大夥兒一起吃吃喝喝時經常會說些政治笑話。對上層的批判和嘲笑也很普遍。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心理上有了新的東西，就是法律的力量。十多年以前，對大眾來說法律意識是與己無關的事。

　　現在已經懂得利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自由了。生活上遭遇了意外事件或是受到他人的傷害時，可以上告法院等待法律的判決來解決問題。這樣的事例越來越多，我認為這是巨大的進步。這顯示著中國正向著法制社會邁進，大眾心中有了法律觀念是迄今為止的人治社會的一大進步。人治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帝王思想。皇帝一句話，毛澤東一句話就是真理，誰也不能改變。

　　現在大家都覺得那是個人迷信。當然現在社會也還有不能依靠法律解決的事情，但是這也將隨著社會進步得到解決。中國這十年的進步，表現在大眾個人意識的覺醒，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以及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逐漸過渡。以前我們沒有自我，大家都信奉集體主義，聚在一面紅旗之下。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個體意識開始風起雲湧。八十年代拍攝的《紅高粱》也讓很多人覺醒。為什麼《紅高粱》能有那麼大的反響，我想是因為影片中那種張揚的個性，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共鳴。個人意識的覺醒在中國來說是有巨大意義的。

　　過去沒有自我，不允許有自我的存在，大家都不得不相似地生活著。穿的衣服也是這樣，色彩單調，式樣統一。直到八十年代，一些所謂的青年導師，還對年輕人的服裝和髮式進行批評。一個男子如果留了長髮，會被當成流氓。現在不論穿什麼衣服，留何種髮型，既不會被人議論也不會被人干涉了。

　　【大江】：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我一共看了三次。第一次是和伊丹十三一起看的。從童年時代起，他就是我的朋友，不過很不幸，他已經自殺了。看《紅高粱》的時候他問我：為什麼當時大陸和臺灣同時向世界推出了一批非常出色的電影。我回答說因為那是中國人拍的。接著我對伊丹先生說我看《紅高粱》這部電影非常感動，我問為什麼他拍不出這樣的電影？伊丹回答說：因為我是日本人。第二次看這部片子是在柏林。當時我在柏林自由大學當客座教授，帶著四十個學生，那次是和那四十個學生一起去看這部電影的。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張藝謀導演的這部電影後來在很長一段時間也經常在柏林放映。看完電影我們去了電影院前面的希臘餐館，我在那裡就莫言先生的原作和電影進行比較，給學生上了一堂課。我的班上有個特別漂亮可愛的女學生，在我介紹了小說以後，她問了一個問題。

　　說小說裡有一幕是奶奶在縣長來的時候抱住縣長的腿說你是我爸爸，但電影裡沒有。還有一個情節說女主人公回家和他爸爸鬧彆扭賭氣絕食，她爸爸強迫她進食的時候她把飯碗扔了以示反抗，而這一幕在電影裡給人的感覺是她反抗得很溫順。我也對這兩點試著比較著做了說明。於是她問是不是張藝謀導演不太推崇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還有人問那時候中國是否真的有奮力反抗，為了反抗不遺餘力的女性，對此我沒能做出回答。因此，下次你要是去柏林的話，還希望你能替我回答這個問題。第三次看這個電影是自己借了錄像帶回來，看了好幾遍。我發現一個細節，我肯定二位都沒有注意到。電影中日本軍隊打過來以後，對中國的老百姓又打又殺。這個細節發生在中國人被殺的一幕裡。

　　這是我看過的刻畫日本軍隊在戰爭中的罪行刻畫得最有水平的電影，而且是用藝術的手法體現的。儘管這個場面中的日本兵可能是中國人演的，但電影裡的日語說得很快很地道，比如說「把他殺了」、「打他」、「囉嗦」等等。其中夾雜著這樣一句話，一句說得特別地道的日語：「真荒誕」。這句話用法語解釋既有荒謬的意思，也有大為可笑和毫無條理的意思。在那個戰爭場景下日軍幹的事情真的就是荒謬、大為可笑且毫無條理的。我聽到了這句「真荒誕」，不知道你們二位是否注意到我特別提到的這一點。請問張藝謀導演，你下決心拍攝莫言的小說《紅高粱》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動機呢？

　　【張藝謀】：當時我還是攝影師，我想改做導演，一直在找戲，一個偶然的機會朋友推薦我看了這本小說，看完之後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說裡對畫面、對色彩的描述。電影裡面能體現的色彩小說裡都寫出來了，那是一種非常寫意的感覺。同時因為我也是北方人，與莫言一樣有著特別典型的北方人性格，所以喜歡寫得很豪邁、很壯闊的故事。人和人之間的行為都非常有力量，故事也非常有力量，這特別吸引我。於是我就與莫言聯繫。那時候還有一件很好玩兒的事情，就是我們之間都還不認識，我拍《老井》在農村剛體驗生活回來。後來聽莫言說他當時也根本不瞭解我，好多人都找他要腳本，他自己後來對記者說，他當時看到我像個生產隊長，就把版權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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