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14)_大江健三郎

十四

　　【莫言】：您早期的許多作品，描寫了森林、山谷、河流和大量的山村生活經驗，我相信這些經驗還會生髮出新的小說。後來您的作品描寫了都市生活，並且寫得那樣得心應手，這說明您是一個極具觀察能力，適應性很強的作家。我在城市裡生活了將近二十年，對城市生活儘管比較隔膜，但也有寫的願望，也許過個十年八年，我也會把生活在城市中的自己，作為描寫的對象。您的這部《愁容童子》，我想會很有意思。最近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世界上許多事物，都以循環形式存在並發展著，日出日落，歲月流年是循環，人生也是循環。但每一次循環的起點和終點，都不是完全一樣的。當初我們是那樣迫切地逃離家鄉，可是到了一定的時候，又想回歸故鄉。

　　但這個回歸，其實很難回到原點。第一，現在的故鄉，已經不是我們回憶中的故鄉，第二，現在的我們，也不是當年的我們。譬如我們現在坐在我故鄉的院子裡，但這個地方，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似曾相識的地方，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別人變了，我也變了。因此我覺得，這個回歸的過程，是一種徒勞，就像古希臘哲學家所說的那樣：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您把這部新的小說定名為《愁容童子》，和唐吉訶德那種精神建立聯繫，這裡邊所包含的深重的痛苦和無奈，我是能夠感受到的。

　　這種精神，其實也就是福克納等歐美作家作品中一以貫之的精神。這也是思想者的精神特徵。我們中國的聖人孔夫子，提出「克己復禮」，但他自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其實也是一種唐吉訶德的精神。但人類的希望，也就在這種看似絕望但實際上充滿了理想和希望的苦苦掙扎之中。這樣的理想和希望，許多人是難以理解的。我期待著讀到您的這部作品。

　　現實生活中有各式各樣的作家，每個作家的作品都應該有自己鮮明的風格。也就是說風格是和作家熟悉的社會階層、他選擇表現的生活素材有關係的。因此，既有這個叫莫言的作家，也有如阿城那樣的作家。生活的多樣性決定了作家的多樣性。作家個人經歷的不同也決定了他們各自風格的不同，這是很正常的。要是大家都趣味一致，用同樣的手法寫作，只要一個作家就足夠了。您的寫作，看起來跟個人的精神歷程有一定的關係，您是個沉思型的、關注內心並透過自己的內心投射照亮周邊生活的作家，您晚近的作品，與社會現實的聯繫其實非常緊密。您思考的許多問題，其實不僅僅是日本的問題，也是全人類的問題。

　　中國前幾年流行一種文學——報告文學，主要是記錄眼前發生的事情。這本來應該是新聞報道的責任，但被作家搶了過來。隨著媒體的開放和網絡的日益發達，這種文體正在走向沒落。不論什麼樣的小說家，在記錄社會發生的事件時，都會加上一些東西，這樣就不能完全真實地再現現實生活，也不能客觀反映現實事件。小說家肯定有自己的觀點，然後把某個事件進行綜合加工、分析，同時虛構。我覺得用小說記錄一個時代完整的背景是很難的，儘管好像巴爾札克曾經說過：作家應該是時代的書記員。但我認為這是難以做到的。

　　即便是如左拉那樣的所謂的「自然主義」作家，其實反映的現實也是添加了他的許多主觀意識的。當然，小說家受現實事件的刺激，產生創作衝動，寫出作品，從一個側面、局部，反映出社會的真相，也是很有價值的。

　　【大江】：我覺得報告文學作家寫出的報告文學和小說家寫的報告和記錄是不同的。雖然我們小說家記錄現實，但是會從這一記錄出發，用我們的想像力或是說設想能力，毫無畏懼地往上添磚加瓦。儘管大多數時候想像力都是指向現實的，但是也還有創造改變現實的部分。不過我認為文學的根本還是在於留下記錄並且報告出來這一點上。去年十二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了諾貝爾獎百年慶典，我們在那裡討論了「證言的文學」這一論題。最早趕到的高行健、南非的納丁·戈迪默也參加了。

　　在那裡，正如剛才所言，大家討論了把一個事件清晰地寫出並留存下來才是我們想像力的職責，以及發現眾人所不知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等等論題。再比如，我和巴勒斯坦裔的美國文學評論家E.W.薩義德就阿富汗戰爭問題通過信，我們最終得出的結論也是世界需要多樣性。在世界中有各種各樣的多樣性、各種各樣的民族，還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和論調，即便伊斯蘭世界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最先需要說清的就是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人。對此，薩義德認為，揭露出、讓眾人意識到人所不知的事實是必要的。在我的日本那個小村子裡也有人所不知的事實。我憑自己的意願寫作，就是為了讓人們意識到這些東西。

　　讀你關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作品時看到很多日本不知道的事實，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增加了新的認知。我覺得中國人的見解也在不斷地變得多種多樣起來。我認為這正是文學的職責所在。我們把在小村子裡經歷的事情寫成文學，並且推向世界；或是能夠將世界的問題，在自己創制的一個小小的模型裡放大，這種在世界和小村子之間的往返就是文學的原點。我覺得你的主人公在被處決之前，乘著大風飛往他方的那一幕，沒准就表現了我們小說家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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