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13)_大江健三郎

十三

　　【大江】：我昨天到達北京，當天傍晚時分就去了城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朋友會面，一起討論計劃於北京召開的「世界文學論壇」的相關事宜。我們會面的地點被安排在長安大劇院，之後我們在劇場旁的餐廳裡吃了飯。兩年前，我來北京時曾在那裡觀看京劇《三打祝家莊》，那是一出描繪拼命三郎石秀等梁山好漢如何憑藉智慧攻陷祝家莊的名戲。然而，看看昨天劇場周圍立著的廣告，我注意到，演出的劇目是《宰相劉羅鍋》，聽說北京市民都喜歡看這樣的反腐倡廉的故事。

　　我覺得在大眾真心關注腐敗現象的時候，一個叫莫言的作家能與老百姓的關注點一致實在了不起。雖然反腐倡廉的主題本身不是什麼大題目，但我覺得作家和大眾的關注點能非常好的重合在一起很重要。對於就這種主題進行寫作時採取的小而化之的方法我想到兩個原因。第一，作為生活在一個國家裡的個人，質問這個國家中的一些不公之處確實有些困難。這就是為什麼文學工作者，不論哪個國家的文學工作者都在考慮自己小說的表現方法，考慮用什麼方式寫作才比較得體。比如，你的小說《酒國》也描寫了腐敗問題，寫法實在是精彩，出版以後賣得很好，在全世界都有共鳴的讀者，我聽說在法國都有讀了這本書的人，這一點實在值得驕傲。

　　儘管刻畫了腐敗的主題，但你的小說經常會給人很光明、向著希望前進的感覺。我覺得飽含對人的信任這一點是我們文學的首要任務，而表現出確信人類社會是在從漆黑一片向著些許光明前進是文學的使命。我六十多歲了，但我寫的小說裡不能沒有光明的結尾，必須是信任人的，必須有對人的生命力的發現和喜悅。就像冒險一樣，我把非常可怕、黑暗的世界當做大河流淌一般描寫著。但是我文學的支點是：文學不論描寫多麼黑暗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看最後來臨的喜悅是什麼。我覺得所謂文學，應該是以顯示對人的希望、對人類社會的信賴為終結的，應該是讓故事圓滿結束的。雖然我的小說大多比較陰鬱，但是我認為還是富含剛才說的那些積極的光明點的。

　　莫言先生同樣把重點放在了表現值得信賴的人上面。小說的構成結構，還有如何體現出對人的信賴、如何表現人的特點等等既是小說寫作方法的問題，也是社會中一個作家的職責。這也正是莫言先生作為生活在中國社會裡的作家的職責。你認為把精力用在小說的寫法、小說的表現方法，還有如何表現人的這些方面是不是當今中國作家的職責和使命呢？

　　【莫言】：你說的關於作家的職責等等問題，我是這樣想的。中國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被捧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位置(「文革」中雖然被打倒了，但也是從反面說明了這個職業的重要)，當時就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作家是時代的代言人，是人民的喉舌，這已經把作家捧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而且不僅是對作家，就是對小說的作用也有一種不太正確的估價。比如，認為一個作家可以用一篇小說反對一個黨派，甚至可以用一篇小說顛覆一個社會。這種對文學和對作家的評價都是不切實際的。科學越發展，社會越進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提高，作家的地位就越低，文學的光環也就會漸漸消失。我不大贊同「作家要為老百姓去寫作」這樣的口號。

　　因為這口號雖然聽起來平易近人，好像是平等對人說話一樣，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居高臨下的姿態，好像作家肩負了為人們指明方向的責任似的。我覺得這個口號應該改成「作家要作為老百姓去寫作」。因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我靈魂的痛苦跟老百姓感受到的是一樣的。我寫了我個人的痛苦，我寫了我在社會生活中的遭遇，我寫了我一個人的感受，那麼很可能它是具有普遍意義，代表了很多人的感受的。中國有句話叫「文章憎命達」。

　　一個人如果在政治上春風得意，生活非常富裕，處處順心，高官厚祿，香車寶馬，扈從如雲，大概很難寫出好的作品來。比如，無錫有一個民間音樂人叫阿炳，他寫了許多名曲，其中《二泉映月》已經成為中國音樂的經典。我們能在許多音樂會上聽到各種不同風格演奏的這首樂曲。可是當時他創作《二泉映月》的時候，只是一個沿街乞討的盲人。他的妻子用手牽著他，一邊走一邊乞討。他的貧困和內心痛苦已經達到了極致，所以才能寫出震撼人們靈魂的音樂。

　　另外，關於作品中要表現出光明和希望，要表現出對人的信任，這個問題比較複雜，複雜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對「光明」、「希望」和「信任」這些概念的理解。我們中國的許多作品，哪怕是滿篇血淚，最後也要安上一條「光明的尾巴」，這種人為的「光明」，其實是很虛偽的。我比較認同福克納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中說的那些話：人類不朽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人類具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人類的希望和光明，也都在這些精神中。

　　【大江】：我從內心裡贊同莫言先生的話。我生在小村子裡，但是沒有一直生活在農村，現在住在東京。長期以來，我一直為自己變成了一個不能真實描寫自己和村子相連——用你的話說，血脈聯繫、亦即和人民的聯繫——的東京知識分子而苦惱不已。現在正在寫的長篇小說是《愁容童子》，已經差不多寫完了，是講我這種在東京生活的知識分子回鄉的故事。從主人公的母親過世，他打算和殘疾的孩子一起在家鄉生活一年開始敘述。看到題名裡的愁容這兩個字大家就會明白，這是以人們稱為愁容騎士的唐吉訶德為模特的。

　　而童子則是孩子的意思。主人公是可以岔開腳把全世界當做虛幻一般踏在足下的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存在，就是這樣一個自由自在的孩子，如今成了東京的知識分子，又再一次返回鄉里作為愁容童子生活。他之所以會回到鄉間也是因為他已經老了，已經六十七歲，是個過不多久就要離開、要死去的人。你的新小說中寫到過被處決時失去力氣站不直的人之死和小說家之死沒什麼兩樣。

　　我試圖表現出主人公再次成為尋常人物的故事——一個生長在山村的孩子，長大後去東京生活並成為知識分子，現在又回到村裡，在那裡思索自己的真實等等。所謂文學，從身為村童的時代開始就一直和現在緊密相連，我覺得那是小說最根本的特點。小說家作為那樣行事的人，和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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