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12)_大江健三郎

十二

　　【大江】：我在柏林自由大學教過書。當時學生中有一個是從臺灣來的。他特別喜歡《天堂蒜薹之歌》，被深深打動了。因為當時我們手頭只有英譯本，於是大家聚在一起讓他給我們講《天堂蒜薹之歌》的大意。剛才您講到的幾點他也說到了。最後，他選了幾段自己從英文版轉譯成德語讀給大家聽。還記得有一個非常幽默的段落得到大家熱烈的掌聲。像把蒜薹扔來扔去的場面就很滑稽，而且是很快樂的人性化描寫。你的政治批判和寫作手法裡的那種莫言式的現實感，再加上幽默感等等讓我們深為敬服。雖說是反映社會問題的小說，但是最終還是讓人感受到了對人的信任、對農民的信任之情。這一點很重要，讓人對你今後的作品也充滿了期待。

　　日本也有官僚腐敗的現象，所以我對這個問題也很有感觸，但我更關心的是你能夠以真實的眼光面對中國現在官場腐敗的一個具體事例，並能夠真實地對其進行描寫。我說過我的童年經歷是如何形成了現在作為作家的基軸，我現在從事的文學是和孩提時代的經歷緊密相連的，這一點我和莫言先生很相似。同時，還有一點讓我強烈感到你是我的文學的同路人：我的文學不是從兒時開始、而是大約從青年時代才開始的，我也是自那時起一直把日本這個國家的樣態——陰暗面也好光明面也好都包含在內——用文學的方式持續地講述著的。我最初開始文學生涯時也寫了很多受到好評的短篇。而莫言先生寫了更多深受好評的有趣作品。

　　一般來說，這樣的小說家最後總是會變得願意重複最初獲得成功的老路數。然而，我卻想要放棄開始寫作時的路子。因為，我是一個活著的日本人，身邊還有其他的日本人，還有內在的自我，於是總想要變換自己的表現方式。我本人也覺得永遠無法對自己的文學下一個定論。現在也沒有百分之百接受我的評論家。我又沒有什麼讀者。莫言先生基本上也是用自己的文學支撐著中國，雖說好像變成了一名批判者，但那正是我尊敬你的地方。最近，我從報紙上讀到你又在一邊審視中國的現狀、一邊寫新的作品，那是什麼作品呢？

　　【莫言】：我是從農村起步的，一直堅持寫中國農村的往昔生活，離中國當今的現狀比較遠，要是突然讓我寫那些發生在眼前的事件，我會感到有困難。但也不是不能寫，關鍵的問題是，這個發生在眼前的事件，能不能激發我的寫作衝動。只要有了衝動，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在寫《天堂蒜薹之歌》時，找到了一個訣竅，那就是把我要寫的故事移植到高密去，當然這種移植不是照搬，而是大加改造。《天堂蒜薹之歌》裡描述的事件本來發生在高密縣西南方的一個地方，我把它改頭換面放在我的家鄉來寫，一下子就找到了一種血肉相連的感受。那種在《透明的紅蘿蔔》和《紅高粱家族》等作品中對生命的感受和對大自然的感受，在這種現實題材的小說中也得到了延續。

　　作家應該揚長避短，我的長處就是對大自然和動植物的敏銳感受，以及對生命的豐富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別人嗅不到的氣味，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看到比人家更加豐富的色彩，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小說中來，我的小說就會跟別人的不一樣。我寫的這類政治小說還是植根於鄉土的，它不是為了描寫事件，事件只是一個框架，而支撐著這個框架的，是那些個性鮮明的人物，和我自己對生命的深刻體驗。有了這些東西就能讓人體會到小說中的感情。如果小說不能把作家對生命的感覺移植進去的話，即便你寫了現實生活中確實發生的一件事也不會顯得真實。而如果寫了自己的生命體驗，即便是完全虛構的作品，也可以產生巨大的說服力。

　　我現在正在構思的小說叫《靈魂出竅》，這部小說的結構從略薩的一篇講話中受到了啟發。他曾經講過文學時間的相對性：在小說中，一分鐘可以被無窮放大，可以寫成三十萬字，反過來，三十年也可以壓縮成一瞬間。在這本小說裡，我的主人公上了刑場，突然一陣大風把他坐的囚車掀翻了，於是他逃跑了，並且開始追尋他自我人生的整個進程：他如何從一個放牛娃爬到了省級高幹的位子，如何結識了那麼多的女人和男人……他逃跑的目的是為了回到故鄉去看望母親，還為了要找到一個曾經出賣過他的女人。

　　整個過程充滿了虛幻的色彩，但當他跑到母親身邊的時候已經歷了千辛萬苦，還感覺後面始終有人在追捕他，最後他終於趕到母親跟前，跪下了。他的母親摸著他的頭說：你這一輩子算是白過了。這時，他猛然驚醒，原來他根本沒有逃跑，而是被人按倒在地。執刑的法官對他說：你可以選擇站著，或者跪著，我要槍決你了。他說讓我跪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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