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11)_大江健三郎

十一

　　【大江】：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回到鄉下。雖然家屋後面的樹都砍掉了，但柿子樹還是留下來了。一般來說，日本農村的房子比中國農村的房子還要小一些。我作為小孩子沒有自己的房間，所以自己就在屋後的樹上搭一間小屋看書，我把它稱作我的圖書館。不過我搭建圖書館的那棵樹已經沒有了。回想當年我看著柿子樹感悟到的是：所謂「物」，無論是樹葉還是小花，又比如你寫的在故鄉水塘上漂浮的白蓮花這樣的景致也一樣，還有我看見的柿子樹的葉子也是一樣的，都在不停地顫動著。

　　是那種不能辨明是否真的有風在吹拂的輕微的震顫。我這才發現柿子樹的葉片原來是那樣不停地在顫、在搖晃的啊。這是我第一次用筆寫下觀察到的事物，這和我現在的文學有很大的聯繫。因此我想，孩提時代我們如何使用眼睛、耳朵、鼻子，是否能嗅到清晨的氣息等等，都是我們文學根本的出發點。

　　我的狗被殺的時候，因為它不怎麼機靈，一下子就被抓住殺掉了。那簡直就是人和動物之間最殘酷的模式的重演。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殺狗。而大家一邊思量村裡的人為什麼不反抗，一邊就那樣眼睜睜的看著狗被殺掉。我的那條狗是當著我的面被殺的，它的血流出來染紅了我的白襯衫。我看到狗被殺的時候，使勁咬著自己的手都咬出了血，朋友們全都覺得不可思議，譏笑我覺得我很可笑。我回到家裡以後，母親說：「日本和中國的戲劇裡都有在悲傷的時候不哭泣，而是咬著自己的手或者衣服宣洩感情的動作和表演方法。」

　　那時我父親還在世，他聽了母親的話以後說：「不是那樣吧，健三郎是為了要表現出他想去咬殺狗的人的手，才會咬自己的手給他看的，不是嗎？」其實他們說的都不對，我只是因為悲傷才那樣做的。但我還是覺得父母理解了我，說的雖然不對，但他們理解了我的心情。這件事至今難忘。就是這樣的事情造就了我的文學，也造就了我的人際關係。

　　【莫言】：這條狗留給您的記憶，是那樣的深刻，在某種意義上，孩子，經常能從大人對待動物的態度上，判斷出一個人的善惡。可惜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把各自記憶中的動物故事，來講述一遍。但在我今後的小說中，那些動物都會出場，並且充當重要的角色。

　　我走上文學道路後，有段時間裡，許多年輕作家認為小說應該遠離政治，這是對以往的「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的錯誤觀念的反叛，有它的合理性。但我經過一段時間的創作實踐以後，發現作家是不可能脫離社會的，也就是說文學其實也脫離不了廣義的政治。即使作家千方百計地想逃避現實，現實也會找上門來。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在我的創作計劃中，根本就沒有這部書，當時我想寫的是《紅高粱家族》系列。《紅高粱家族》主要寫了爺爺奶奶他們那一代，接下來我想寫父親母親這一代，然後寫我這一代。

　　可是到了1987年，在我的故鄉山東省的一個縣裡突然發生了一個重要的事件：因為當地官員的腐敗無能、思想保守加上官僚主義，使得農民生產的幾百萬斤蒜薹賣不出去，最後都爛在了家裡。憤怒的農民們就拖著蒜薹，拉著蒜薹，扛著蒜薹，把縣政府包圍了。整個縣政府周圍都彌漫著腐爛蒜薹的臭氣。接著他們放火焚燒了縣政府的大樓，還有一幫膽大的農民把縣長辦公室砸了，嚇得縣長躲起來不敢再露面，家裡的圍牆上還安裝了鐵絲網。這場農民的造反在中國影響很大。後來領頭的農民都被抓起來了，縣委書記也被撤職，調離當地。

　　而當時的媒體卻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批評了縣政府的無能和官僚主義，另一方面又指出農民不應該用非法的手段跟政府對抗，所以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一下子就叫我把寫《紅高粱家族》系列的筆放下了。儘管我在城市裡住了好多年，但是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農民的蒜薹賣得出去賣不出去對我的生活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我是農民出身的作家，所以我有一顆農民的心，而這顆心在這樣的事件面前，是不可能無動於衷的。不管農民採取了什麼方式，我的觀點都是跟他們一致的。

　　我絕對站在農民一邊。所以我當時就找了一個地方，只用了三十五天時間就完成了這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發表以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大家對我這種突然的轉向似乎難以理解。本來《透明的紅蘿蔔》和《紅高粱家族》已經很紅了，我完全可以按照這個路線走下去，然而這次的轉向卻讓我對現實社會進行了直接的干預。這樣寫眼前發生的事情是我的責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這兩年我在《檢察日報》社工作，那是中國人民檢察院的一份報紙，報上每天都在披露全國各地的各種案件。這份報紙源源不絕地給我提供創作素材，而且我也跟各地搞法律的人打交道，也有人找我告狀。我的辦公桌上總是有許多來信，都是要我幫他們打官司的。

　　這幾年，有關法律題材的小說、電視劇是大熱門。打開電視機，經常會看到播放的是反腐敗反貪污的戲，暢銷書也有很多是這樣的題材。但現在這些作品，都不能讓我感到滿意，我認為寫這樣的題材應該把貪官污吏當成人來寫，從人的角度考慮，從自我的內心考慮，或者說，要把貪官污吏當做「我」自己來寫。在當前的社會機制和法律狀況下，假如我變成了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級別的官員時，能不能保持清廉？會不會也跟那些貪官一樣變成了人民的罪人？並由此對我們的社會制度進行反思，這是如果我要創作所謂的「反腐敗小說」的出發點，這裡邊應該包含著對社會的批判和對於自我的批判，涉及到人的根本弱點，和一個存在諸多問題的社會對人的弱點的縱容，否則就不是好的文學，當然也不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種世界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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