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10)_大江健三郎

十

　　【莫言】：我還可以說一段關於狗的趣話。這是我聽爺爺奶奶說的：大概是1938年，八路軍進村，掀起了一場打狗運動。因為狗到了夜裡總是要叫，而只要狗叫起來八路軍就有暴露目標的危險，他們的裝備很差，一旦暴露就會很危險，所以只能把狗殺掉。我爺爺說我們家當時有一條大狗，是一條老狗，它非常通人性，知道外面在打狗，所以無論白天黑夜都不出來。

　　餓了就晚上悄悄地溜回家，要一個饅頭吃，然後就跑到菜園的草垛裡面藏起來，無論外邊發生了什麼事情，它都一聲不吭。這條狗足足半年都沒有叫一聲。後來，八路軍撤退了，這條狗跑出來，整整一個上午，在院子裡狂吠不止。它好像在叫：我可真的憋壞啦！類似這樣的故事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聽到過很多。許多作家，都從祖輩的口頭傳說中，汲取過寶貴的創作資源。

　　我在故鄉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當時最迫切的想法就是逃離。為什麼逃離？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在那個地方生活得很痛苦。這種痛苦，一是物質生活的極度貧困，二是政治上的壓迫造成的精神苦悶。我感到在這樣的地方生活，前途一片黑暗，人跟牛馬沒有什麼區別。我跟故鄉的生活有尖銳的對抗和衝突，但這些對抗和衝突只能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內心。

　　我想自由，想真實，想自由地表達自己真實想法，但在那個環境裡，這是不可能的。等到真的逃離之後，發現在城市的環境裡，我的故鄉經驗和城市生活產生了更加尖銳的矛盾和對抗，城市對我的壓迫更加嚴重。這種「外鄉人」的感覺，我想許多作家都是體驗過的。所以這個時期，我感到每日裡都是惶惶不安。

　　這時，我開始了寫作，通過寫作，來救助自己，克服那種對未來，對人生的惶恐和絕望。城市畢竟是文明之地，它使我接受了外來思想，為我的寫作提供了一個參照，或者說為我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使我的關於故鄉的寫作具有了批判的精神。我的許多作品，看起來是對鄉村生活的批判，其實這裡邊也包含著對自我的批判。對過往生活的反思和批判，尤其是對自我的反思和批判，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文學中才出現的重要現象，而在此之前的文學中，大多都是虛假的歌頌，即便是有批判，也是對外部政治環境的批判，是「訴苦」文學，沒有涉及到對自我的批判，因此那些文學，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學。

　　所以那個時期的中國文學，只能是黨派的文學，是政治的婢女，當然也就算不上世界文學，當然也就走不上世界。我理解，您提出的亞洲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概念，就是希望在我們這些亞洲作家的作品中，真實地表現我們的獨特生活，並對社會和自我進行反思和批判，這兩者結合，就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這樣的作品才可能跳出階級和黨派的樊籬，獲得一種普遍精神，被世界上不同國度、不同膚色的讀者接受、理解，並且使他們的感情和我們的感情產生共鳴，這樣的文學，也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學。

　　譬如您那部《個人的體驗》，雖然寫的是一個人的非常獨特的生活經驗，但那裡邊表現的情感，卻是很能被人理解的。我在讀的時候，經常會把自己想像成那個「鳥」，讀者可能永遠不會遭遇「鳥」那樣的困境，但一旦遭遇到那樣的困境，都會成為一個「鳥」。這樣，作家的個性化的寫作，就是世界性的寫作了。

　　您在作品中，曾經提到過家鄉的一棵柿子樹，說這棵樹讓你突然感覺到大自然中這麼多樹木，這麼多草，這麼多植物都是有生命的，有感覺的。我想這個感悟對文學創作是有重大意義的。童年時代，還有少年時代，我也有過類似的感悟。我十一歲就失學了，去勞動，又幹不動什麼重活兒，只能是一個人在草地上放牛放羊，非常孤獨，每天早出晚歸，飯就是在草地上吃，通常是一個紅薯，或一個窩頭。我當時就感覺到身邊的樹木、草、還有牛和羊都是可以跟人交流的。它們不但有生命，而且還有情感。我讀到你對柿子樹的描寫，當時就覺得我們是心有靈犀的。你家鄉的那棵柿子樹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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