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8)_大江健三郎

八

　　「光作曲的音樂寄來了，我把它放進機器裡，聽著題名『毀壞者』的樂曲，感覺我的身體內和我的四周一下子充滿了陽光。如果用語言表達那時的心情，那麼，可以說，我講過的話，阿光都放到了心裡，並且用音樂做了回答……我絮絮叨叨的講述，沒有讓光難受，我感覺，那好像是我和光商量一起回到『森林裡的奇異』中去。但就在那時候，心裡突然陽光流溢……後來，一遍又一遍地聽磁帶，標題雖然是『毀壞者』，但我總覺得，這不就是『森林裡的奇異』音樂麼？『毀壞者』原本是『森林裡的奇異』中的命根子，重新回到那裡，沒什麼奇怪的，我覺得，很早以前，我在『森林裡的奇異』中住著的時候，就聽過這個樂曲。」

　　和我一樣，母親也曾感受到危機。她口頭傳承的村落裡的神話/傳說，不被新一代人所接受(特別是在森林和山谷的地形學結構中，已經沒有想要理解那個充滿想像力的場所的人了)，她一個人在村子裡默默地生活。在她講述村落裡的神話/傳說時，那個最注意聽講的少年，也就是我，離開村子到東京去，曾讓她感到失望。

　　她曾期待我大學畢業後回歸故鄉，但這夢想破碎了，更加深了她的失望。而我成為作家之後，從一個「外部」來到村子的少年的視角寫作《掐去病芽，勒死壞種》時，作為一種有意識的反叛，顯然是傷害了她，在她的心裡，甚或植下了對我的持久忿怒。

　　非但如此，對祖母和母親講給我的那些屬神話/傳說類的森林裡流傳的故事，以及可以歸入近代化初期歷史裡的內容，我都根據自己的解釋引進到小說裡，導致母親的雙重忿怒。從我的角度來說，對待祖母和母親講給我的神話/傳說，也和借助從「外部」來到村子後來又從村子逃走的少年的視角寫作《掐去病芽，勒死壞種》一樣，是希望創造出自己獨有的(坦率地說，那就是脫離祖母和母親的敘述而獨立，甚至是創造從「外部」與她們的敘事對立的、持批評立場的敘述者)小說世界，或者更進一步說，創造一個從來不曾有過的小說世界。

　　有時，我也曾嘗試把祖母和母親講述的內容和我的故鄉近代以來的歷史記錄綜合起來，做戲仿式表現。特別是對我的父親在近代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尖刻的嘲諷。我把父親的思想作為與村落的邊緣性對立的、立於極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立場的東西予以批判。從1971年《擦乾自己的眼淚》開始，根據這樣的批判性構思，我一連寫下了好幾個中篇。

　　我是這樣構想的，被嘲諷的父親和天皇制關聯的意識形態，可以從否定的側面補充祖母、母親講述的處於邊緣的民眾的神話/傳說世界。

　　還有，我也曾考慮，把但丁和葉芝等人作品中神話/傳說般的想像力，和自己森林裡的神話/傳說進行比較，從而映照出祖母和母親講述的神話/傳說中欠缺的部分。

　　我與悄悄閱讀自己小說的母親的對立，在1979年寫作的《同時代的遊戲》中達到了頂點。通過妹妹，我瞭解到了母親的看法，母親認為，祖母和她選擇的鄉土神話/傳說的聽講對象，是一個最壞的人。

　　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感受到了新的危機，因為我在東京以殘疾兒為中心的生活和文學，和我從孩提時代起構成自己神話世界原型的四國森林裡的地形學結構，以及紮根在那結構中的神話/傳說的想像世界，完全分離開來了。

　　(九)

　　兒子雖然患有殘疾，智力受限，但他能夠在那有限的狹窄土地上不斷耕作，逐漸成長，他在我和母親(以及她所代表的森林村落裡的神話/傳說的想像世界)之間充當了溝通的中介。

　　如果借用結構分析的方法來說，我和母親作為二項對立，在各種各樣的變化(就我這一方面而言，那些變化，都一一收穫在小說裡；而母親雖然一直沉默不語，但在她內心，應該都轉換成了對我的小說的批判)關係中，最後促使我們超越矛盾、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媒介，是我的兒子。特別是他的音樂發揮了切實的作用。在我前面長長引述的《M/T森林中的奇異故事》將要結尾的地方，對此曾有所表現。

　　M/T的M，是Matriarchy的略語①，T是Trickster的略語②。母親在森林村落古舊的住所裡，以聽光譜寫的音樂CD為日課，在她臨終時，我終於清楚認識到，自己就是企圖逃出Matriarchy神話世界而又反復被拉回來的Trickster。

　　①Matriarchy，女性家長——譯注。
　　②Trickster，神話、傳說中攪亂社會道德、秩序的角色，是對文化起激活作用的存在——譯注。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母親通過一直照看她的妹妹轉達了她表示最後和解的話。母親說，我迄今所寫的鄉土神話/傳說世界的故事，直至所有的細節都是真實的，我從故土墮落到「外部」後在那裡完成的最好的事業，是通過身患殘疾的孩子，把這片土地上神話/傳說世界中最根本的東西表現為音樂。在這片土地的地形學結構裡，這音樂縈回於過去，也將響徹未來，一定會響徹過去和未來。

　　現在，我覺得自己正在用心靈的雙耳聆聽著這樂曲。

　　(王中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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