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6)_大江健三郎

六

　　(六)

　　1983年我寫了《新人啊，醒來吧》，我想，這是在《個人的體驗》完稿後將近二十年當中，我就如何從「私小說」傳統中獲得表現的自由，如何把與殘疾孩子共生作為自己的現實生活和作家的想像生活之中的主軸這樣兩個問題，不斷進行探究，最終達成的結果。

　　作為作家，我無意寫作「私小說」，所以要經常考慮一種能夠使批評家和讀者明確瞭解這一意思的表現。於是，我給自己增加了課題，就是在不斷延續的作家生活中，在現時點上寫作的小說之外，經常有一個比較集中的知性關心的對象。

　　但這不是在我的作家生涯中寫作小說同時寫下的一系列時事性隨筆。自患有殘疾的兒子出生那年起，我開始對世界上最早遭受核彈轟擊的城市廣島的受害者進行野外調查。那些自己遭受核彈傷害，卻在核彈轟炸不久立刻開始給同樣遭難的人們進行治療的醫生們，給我的調查確立了根本方向。在轟炸的核彈的性質還完全不清楚的時候，他們在黑暗中摸索，其努力逐漸獲得扎實的成果。而從廣島、長崎的核彈受害者開始積累起來的具有二十世紀特色的醫療經驗，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時，對治療那裡的市民做出了貢獻。

　　在調查基礎上我寫了《廣島劄記》，此外，我又對曾經獨立於日本政治權力之外，但自日本近代化開始以後被強行日本化了的沖繩進行了調查。我一直努力把處於日本列島內部邊緣的四國森林裡的村落放在中心位置，重新檢討這個國家的中心文化，學習處於日本文化圈邊緣而又一直保持亞洲個性特色的琉球文化，成為我進行自我文學訓練的極其重要的支持。早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裡對此已經有所反映。

　　我圍繞沖繩寫下的隨筆《沖繩劄記》，描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日本國土上惟一成為陸地戰場的沖繩，以及後來作為美軍基地長期被剝離出日本本土的沖繩的政治情形。對廣島、長崎和沖繩的關心，至今仍是我的時事性隨筆的主題。

　　就這樣，由小說而隨筆再及寫作小說之外，在第三方面，我還一直有一個比較集中的知性關心的對象。而作為我持續學習所獲得的文學成果，成型地整理出來的，是《新人啊，醒來吧》。這部由七個短篇連綴而成的系列作品，一方面是對和患有殘疾的孩子共生的意義的不斷認識，一方面是為理解布萊克預言詩中的神話世界所進行的學習及學習所得，是兩者的綜合。

　　我不希望批評家和讀者把這部系列短篇當做來自殘疾孩子家庭的「私小說」體的報告來理解，我想，就防止這樣的理解而言，這一系列中的每部短篇同時又是對布萊克神話世界的研究。

　　同時，由於我埋頭於布萊克的預言詩，我也希望理解和殘疾兒共生的自己的靈魂意義。寫作《個人的體驗》時，我已經意識到那共生的時間在自己人生的前方綿延地伸展著。事實上，在開始寫作長篇之前，我先寫了一個短篇《空幻的怪物阿貴》。在那裡，我寫了一個年輕藝術家把他那個和我的孩子一樣身患殘疾的嬰兒合法殺害之後，怎樣關閉了自己的生存道路。

　　我強烈地認識到，除了和兒子共生，我別無選擇。但我不能想像隨後會有怎樣的苦難接踵而至(也無法想像每次度過苦難後所感受到的生的喜悅)。但我曾把布萊克《天國與地獄的結婚》裡的一段對話寫進《個人的體驗》裡，我想，似乎表明當時我已經有了某種預感。

　　《新人啊，醒來吧》系列中的最後一個短篇，描寫了身患殘疾的兒子在經歷了高中的寄宿生活後回到家裡，向家人顯示自立意志的情景。本來，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他是不能離開家庭自立的，但是，我在這裡寫下的兒子表示自立的意願，以及自己由此而被喚起的我願稱之為「靈魂的覺醒」的認識，現在也還在繼續深入。

　　「兒子呀，確實，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再叫你的乳名伊遙，而應該喊你的學名『光』。你已經到了這樣的年齡。你，光，和你的弟弟櫻麻，很快就要以年輕小夥子的身姿出現在我們面前。平日經常朗誦的布萊克寫在《彌爾頓》序裡的詩句，在胸中湧出：『醒來吧，啊啊，新時代的年輕人！用你們的額頭，撞向無知的雇傭兵！為什麼？因為在我們的兵營，在法庭，還有大學的校園裡，雇傭了這樣的兵。正是他們，如果可能，會永久地壓抑知性的戰鬥，無限拖長肉體的廝殺。』由於布萊克的引導，在我的幻覺中，我感覺到，在新時代的年輕人，我的兒子們(在這令人詛咒的核武的新時代，他們更需要毫不遲疑地用額頭撞向那些雇傭兵)的身旁，站立著另一個年輕人——獲得再生的我。把『生命樹』發出的聲音，作為勉勵人類的宣言，寄託到已經進入老年、必須忍受死的苦難的自己的經歷中。」「不要害怕，阿爾比奧吆！如果我不死，你無法生。/但是，如果我死了，我再生的時候，會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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