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5)_大江健三郎

五

　　「『鳥，你必須忍受許多許多困難啊！』火見子鼓勵鳥(bird)說，『再見吧，鳥。』

　　「鳥(bird)點點頭走出酒吧。他乘坐的出租車在被雨水淋濕的柏油路上疾速奔駛。如果在把孩子救出之前，我遭遇交通事故死了，那我迄今為止二十七年的人生都完全失去了意義。鳥(bird)想。鳥(bird)深深陷入一種從來沒有體味過的恐懼之中。」

　　現實生活中的我，請醫生給嬰兒的頭部做了手術並獲得了成功，而我自己，也從嬰兒誕生以後陷入的心理困境中挺身站起。這件事情本身，在上面引述的小說片斷(事實上，關於小說主題的提示至此已經結束)之後，作為小說情節簡短的結尾處理，卻招致批評家們「過分樂觀」的非難。但無論如何，我自己確實是通過小說寫作，從因為嬰兒誕生而陷入的困境中真正走了出來。

　　但在以後的歲月裡，我仍然需要重新認識自己長久身陷其中的危機核心。我已經決心和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甚或可以說，是把這樣的共生當做了我和妻子人生的中心主軸)，而這樣的選擇，對於一個在戰爭時期的日本、並且是在位於邊緣的四國地區的森林裡長大、自己內心世界的發展史和小說的想像世界相互重疊的作家來說，實際意味著，即使在小說裡，也要把這些經驗全部投放進去。

　　這裡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應對日本現代小說中的文類限制。日本的現代小說中包含著一個子文類——「私小說」，亦即以「我」為敘述者描述「我」自己的小說。我知道會有人認為我的看法不妥，提出反駁意見：這種「私小說」不是和歐洲的教育小說一樣麼？其他國家的短篇小說，不是也有由「我」來敘述「我」的事情的麼？

　　但是，日本的「私小說」並不是對一個少年「我」堅定的人格成長過程的描寫(也不是將其進行滑稽的戲仿，描寫其成長過程中的一系列失敗)。「私小說」採取的似一種徹底的同義反復的寫法，即經常把小說寫作行為本身當做正在進行時的事件，或者是對過去的現在進行時的追憶，在小說寫作同時不斷表白：我現在正如此這般地寫小說。在「私小說」裡，是不可能創造出像威廉·邁斯特①、奧吉·瑪琪②那樣獨立于作者的人物的。

　　①威廉·邁斯特：德國作家歌德的教育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中的主人公——譯注。
　　②奧吉·瑪琪：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小說《奧吉·瑪琪歷險記》中的主人公——譯注。

　　或許有人會問，以「我」為敘述者，描述「我」的生活喜劇性的一面，如果僅就這樣的寫法來看，喬治·奇巴的優秀短篇不也是你所說的「私小說」麼？約翰·奇弗有一篇名叫《再見吧，弟弟》的小說，寫的是一個從小在家裡被寵愛的弟弟的故事。小說寫到，在療養地和母親一起生活的哥哥，正深深地為弟弟迄今為止的無休止索要而苦惱的時候，弟弟來到了此地。

　　這在我國「私小說」中也是可以成立的主題和情節。但是，在這篇小說將近結尾的時候，「我」，操起海邊漂流的木頭猛擊弟弟的腦袋。這是「私小說」所不能容許，是違反文類對想像的限制的。

　　我把和逐漸長大成人的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共同生存，當做自己和妻子現實人生的中心，並且，我也認識到，既然自己是一個作家，無疑應該把這共生作為文學的重要主題。可是，我完全無意遵從「私小說」裡的想像禁忌，所以，我考慮如何導入新的方法。而置身在日本文學的情境裡，開拓新的方法，是相當巨大的事業。

　　確實，你的小說是在「私小說」傳統的基礎上，以「我」為敘述者，無休無止地描述自己身邊生活的故事。那麼，你為什麼一定要抑制自己本可遵從的小說想像的普遍運行邏輯？為什麼不可以自由地跳躍過去？讀者(特別是海外讀者)理所當然會提出這樣的疑問。

　　但是，這是一個關乎作家和讀者之間的信賴關係的課題。當作家選擇「我」作為敘述者，以讀者通過以往的「私小說」已經有所瞭解的作家自身的私生活為話題開始敘述時，日本讀者會毫不懷疑地認為這可以歸入「私小說」一類。如果我像奇弗的短篇那樣刻畫一個用木頭砸弟弟腦袋的「我」，那麼，肯定會被認為是逸出了想像的常規，讀者甚至會對我產生道德上的反感。

　　我在描述一個和殘疾兒共生的家庭發生的各種事情的時候，首先向讀者聲明這不是「私小說」，並需要考慮和他們建立新的理解契約。而與此同時，我也想表明，小說所表現的主題，和我在生活中與一個殘疾兒共生的現實，是有著深切關聯的。

　　總之，我想不斷地對讀者說，這是深深紮根在我的現實生活中的課題，如果不去寫它，那麼，對於我來說，小說就是毫無意義的東西。在自近代化以來長期擁有「私小說」傳統的日本文學情境之中，這是我所擔負的危機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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