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4)_大江健三郎

四

　　首先，是祖母和母親講述給我並滋養了我的成長的鄉村民間傳說。在寫作《萬延元年的Football》時，我的關心主要集中在那些敘述一百年前發生的兩次農民暴動的故事。

　　祖母在孩提時代，和實際參與這些事件的人們生活在同樣的社會環境裡，所以，她所講述的民間故事，常常會添加進她當年親自見過的那些人的逸聞趣事。祖母有獨特的敘事才能，她能像講述以往那些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那樣講述自己的全部人生經歷。這是新創造的民間傳說；這一地區流傳的古老傳說也因為和新傳說的聯結而被重新創造。

　　她是把這些傳說放到敘述者(祖母)和聽故事的人(我)共同置身其間的村落地形學結構裡，一一指認了具體位置同時進行講述的。這使得祖母的敘述充滿了真實感，此外，也重新逐處確認了村落地形的傳說/神話意義。

　　我通過祖母獲得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具體的場所和傳說/神話意義聯繫起來解釋的訓練，並進而發展到我會把自己編織的新的傳說，附著到某一場所或一棵大樹上。

　　我想，祖母和母親是村子裡演述傳說故事的女性(她們經管著一個小小的村廟，和當地已經存在並且在全國已經體制化了的神道系統的神社不同，村廟是鄉俗信仰的對象，道教式的，靠個人捐贈和義務奉獻維持)，我是一個被村子裡的兒童疏遠的孩子；這兩件事，在我如此度過的童年裡具有重大意義。

　　另一個動因，則直接來自1945年戰敗後不久舉行的秋收節。這賽會在戰爭期間已經自行停止，是由農民們重新恢復起來的。操辦秋收節的最活躍分子是從軍隊復員回來的年輕人，在重新適應農村日常生活之前，他們首先想在非日常的節日氣氛裡享受一種休閒的愉悅。

　　於是，在小學操場上舉行了秋收節賽會，在歡慶的舞蹈中，登上戲臺的農民歌手領頭唱起名叫「modoki」的歌。那是歌唱曾經在這地區發生的兩次農民暴動的敘事詩般的歌謠，其特徵是伴隨著暴動隊伍前進的節奏，把村落四周的森林以及村落裡的地名一一編織到歌詞裡。對我來說，這首「modoki」首先是關於村落地形學結構的物語，同時，也是以節日賽會的敘事形式對祖母講給我的傳說/神話故事所進行的表演。

　　上述兩個動因，促使我在《萬延元年的Football》裡把已經到了東京的兄弟兩人重新召回山村，摸索到了在山村地形學結構裡，把1960年的故事和一百年前的故事糾結起來的方法。這對於我來說，其實意味著作家道路的新起點。與此同時，這也使我認識到，既然自己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在東京生活，眼下沒有重新返回森林山谷的可能，那麼，為了重新發現真正的自我，應該在內心裡反復朝著那個離我遠去的森林裡的村莊回歸，藉此創造出小說裡的神話世界，通過這樣的過程改變自己的人生。就這樣，我終於從困擾自己的遲到的青春期認同危機中逃脫出來。

　　(五)

　　說到從事創作活動而又生活在社會現實之中的作家，他的真正的危機表現在現實生活與創作活動兩者之間的內在糾纏。就我個人的情況而言，這種危機發端于1963年現實生活中的一個變故。這年我的頭蓋骨損傷的孩子出生，雖然手術成功了，但他要作為一個有智力缺陷的孩子繼續自己的人生。

　　怎樣努力讓有智力缺陷的幼兒成長起來，又應該以怎樣的姿態和他長久地共生？作為現實生活中的課題，我在比較短的時間裡就進行了妥善處理。而為了確認自己的意志和行動的意義，我還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

　　在這部小說裡，主人公=敘述者的名字「鳥」，是我早期小說中極少見到的第三人稱，並且帶有某些寓意，他和作者有著相同的經驗。我沒有給這個人物起一個日本男人常用的名字，表明我對自己小說裡敘述者態度的固執和遊移，而這是我很久以後也沒能充分意識到的。

　　我曾經考慮過，是否乾脆用人稱代詞「我」來表現小說的敘述者，後來還是決定盡可能用一個出場人物但印象稀薄、中性色彩的名字。在「鳥」這個日語詞匯旁注上英語單詞bird的發音(寫作「鳥」\[bird\])，這是日語特有的表記方式，而冠上這樣名字的人物，也漸漸給人一種中立的印象。這是我的構想。

　　醫生事先通知說，將要出生的孩子會有嚴重的智力缺陷和身體殘疾，他必須對包括緊急手術在內的所有治療措施負責。「鳥」(bird)害怕手術保住了孩子的生命，但給年輕的自己和妻子終生壓上沉重的包袱。在東京的醫院裡，是不可能用延遲手術的辦法讓孩子死去的，但他就像可以這樣選擇似的，痛苦地考慮應該怎樣做。

　　在日復一日的痛苦煎熬中，又出現了新的變故：他和青春時代的女友的關係重新恢復。「鳥」(bird)曾把嬰兒交給暗中承諾以非法手段處置的醫生，這當然只是一個陷入困境的青年企圖回避責任的一條退路。但是，在某一時刻，他終於決意表示拒絕友人給自己提出的放棄對嬰兒的責任、輕鬆擺脫困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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