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曖昧的日本(2)_大江健三郎

二

　　大雪飄飄，野鳥從森林飛落到村裡，森林也因此作為地形學結構的一個環節，和少年們產生了關聯。少年們舉行了狩獵活動、獵物紀念慶典。他們和纏繞著這片土地地形學意義的新神話的誕生直面相逢。

　　我將疏散到山村後立刻被村人們遺棄的感化院裡的一名少年賦予第一人稱「我」，從他的視點開始這部小說的寫作。山村「場所」在「外來者」的視域裡被重新發現，而作為作者的我，則是在這樣的「場所」內部長大成人之後走向城市，接受了能夠寫作小說的教育。小說作者和小說中講述故事的敘述者因與「場所」的關聯分成的內、外兩重性，後來也反復出現在我的小說裡。

　　從外來孩子的視點敘述出來的山谷裡的想像世界，在《掐去病芽，勒死壞種》裡顯露出了整體面貌，小說內正在進行時的故事時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而小說寫作的敘述時點則設在了這之後的第十五個年頭。這個故事，也和作者自己少年時代的內心體驗血肉相連。

　　這兩者本來很不相干，如此重合在一起是怎樣成為可能的？坦率地說，這首先因為我自己在少年時代就是被村落共同體所疏離的。我所居住的村落可謂地道的農村，但我的家卻不是農家。我們家所從事的行業，是收購農家農閒時作為副業生產可做造紙原料的植物，販運到城市裡去。既然我家控制著村落裡的農家現金收入的途徑，和農民們的關係自然就很微妙。所以，當父親突然死亡之後，我們家在村子裡立刻陷入孤立。這在我的生活中，無論是在學校內外，還是在孩子們的社會裡，都有所反映。再加上在少年朋友中我本來就被看做是一隻顯眼的「黑羊」——因為我從母親那裡得到了城市孩子才能閱讀的書。

　　因此，我的感情，沒有傾向那些因為一個從城裡來的孩子發燒而擔心疫病流行，全體離村逃走的成年人和孩子們，反而完全融入了從「外部」來到這個村落，從理解村落的地形結構開始到全面接管這裡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主辦自然產生的節日賽會)的少年們，還有一小部分被這些新村民作為夥伴接收的人——在村落裡一直被歧視的旅日朝鮮人的孩子(村民們緊急逃跑時也沒有帶上他們)和因為生病而被丟棄的少女、開小差的士兵。

　　在小說的後半部分，疫病流行的疑慮消除，村長和村民們返回村子，開始追究他們不在期間侵犯村落的犯罪行為(不僅是物質方面的所有權，據說孩子們主辦了節日賽會，這關聯到精神方面的權力)，多數孩子屈服于村長的威脅而承認有罪，只有一個堅持反抗的少年「我」，在將被整肅的危險關頭逃出村外，小說在此告終。可是，在小說的初稿裡，我寫的是這個少年被殘酷地殺害了。

　　伴隨著構成《掐去病芽，勒死壞種》的想像力世界的完成，在那個從黑暗的森林逃到「外部」的「我」的身上，寄託了我自此以後的作家生活的一貫主題，這是順理成章的。

　　「從兇殘的村民中逃脫，在深夜的森林中奔跑，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能免遭殺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繼續奔跑的氣力。我只是一個疲憊至極，憤怒至極，在饑寒交加中顫抖流淚的孩子。突然，起風了，追趕而來的村民們的腳步聲隨著風聲愈發迫近。我咬緊牙關，挺身站起，向更加黑暗的樹叢、更加黑暗的草叢跑去。」

　　1935年，我出生於日本列島的一個島嶼上，在那裡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後來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法國文學科，學習現代的法國文學與思想。雖然從大學時代起我一直視為恩師的渡邊一夫博士是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專家，但對於一個以遠離法語圈的語言為母語的大學本科生來說，法語特別是十六世紀的法語實在是太難於接近了。巴汝奇初次見到龐大固埃王時曾口若懸河地歷數他所能想到的所有語言，但即使在這一著名的篇章裡，也沒有提到和日語近似的語言。

　　不過，雖然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作家，但隨著經驗的不斷累積，仿佛這些經驗本身推動我接近了米哈伊爾·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並從中多方面地獲得豐富自己小說的內容。總之，當我還是一個在校學習的大學生時，就已經發表了小說。

　　日本的新作家大多從寫作短篇小說起步，我以《飼育》獲得被視為登上文壇標誌的文學獎，那是在1958年，《掐去病芽，勒死壞種》也在這年完稿，我由此開始了作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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