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危機者的調查書(44)_大江健三郎

四四

　　「那些孩子們淨說瞧不起人的話。不過，也不是沒有道理，所以我就更被他們瞧不起了。」

　　「那是接線員轉接的電話，可是公認的竊聽啊。不能說重要的話呀。」

　　「因此惹得那些孩子惱火也是自然的了。聽說反革命流氓集團的特工隊出動襲擊「大人物A」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當然不是說殺了他，只不過是同夥之間幹的、在現象上看還算正確的發洩行動罷了……」

　　現在，我從帶機關的床上跳起，差一點兒閃了腰！如果是在「轉換」之前，肯定閃腰了。恰巧新聞時間即將結束，我就爬到電視機前按了開關。不料，第一頻道出現的畫面是五短身材的胖女人騎在男人乾癟的腹部上，一邊揉搓自己的乳房一邊仰頭，發出哼哼唧唧的聲音的情景，她的腰部已被乳白色的雲翳遮住。鏡頭移向男人枯萎的面部，臺詞是不要那樣叫喚！

　　「那大概就是愛的情調電影吧。襲擊是三十分鐘以前發生的，電視恐怕來不及報道，只有直接去打聽情況了。」

　　我們來到大廳，六七個女服務員有的在電梯旁、有的在開著門的雜物室、有的在盆栽棕櫚樹下的帳台站著，那就是剛才打電話的效果呀。但是，未來電影作家頭也不回地走過去，像攔斷了她們的視線似的。不過，她這毫不在乎的態度也引起了反感。

　　「她和那麼小的男人在一起呀」，有的服務員低聲地表達了道德上的憤慨。

　　「誹謗我們就等於誹謗你們自己的職業，也就是侮辱你自己呀！」麻生野立刻就發表了評論呢。哈哈。

　　3

　　離開我依靠的那些市民運動家，我孤身一人了，但是，只要老闆遭到了襲擊，因為和他有關係而被彈劾的我，也就不必害怕有什麼危險了。因為我覺得不論是反面警察還是山女魚軍團，現在攻擊我都沒有什麼意義了。不管是他們哪一方，既然剛剛使「大人物A」負傷，又何必立刻襲擊一個小人物呢？不過，我啊，我倒擔心如果「大人物A」被某一方擊傷致死的話，就不能期望按月付給我簡報製作費了，我的生活怎麼辦啊。因為核電站發的津貼被妻子、也就是前妻獨佔，我不得不依靠它來養活正在·茁·壯·成·長的自己，而且就連我那個中年的兒子和他那位差不多算得上情婦的女人也得依靠我的資助啊。即使眼下還能支撐兩個星期，可是，以後又怎麼辦？我匆匆趕回森和那女學生可能已經回來了的家，沒坐出租汽車而坐私營電車，就因為受到金錢的影響啊。但是，森和那女學生還沒回來。

　　電視的最末新聞出現了「大人物A」遭到襲擊的報道，我回來趕上看到了。據說是多數的襲擊者沒通過秘書就用「大人物A」的內部電話約好時間，然後趁秘書去吃午飯時按約定來訪的。三十分鐘之後，秘書回來時，「大人物A」的頭部被擊，倒下了。現場遺留了一柄被視為襲擊者使用的兇器，冰鎬，並且發現了不是被害人的血跡。

　　冰鎬？我心中怦然一跳。曾經有一次，我去給「大人物A」送簡報，喏，我是帶著絕對不影響大人們說話的我們的孩子——「轉換」前的森去的。我提出送簡報的日期和時間並得到密肯所使用的電話，就是電視裡所說的內部聯絡電話。但是，我心裡發出一陣強烈的呼聲，我絕對否認襲擊者就是森和那個女學生。既然森和我的「轉換」是為了實現宇宙精神賦予的使命，那麼，在實現它的行動當中森怎能不和我相伴呢？我僅僅扮演站在他身邊的角色也行啊。不，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才在預感到「轉換」的夢裡慶祝「老闆」奪得政權之日，我和森打倒他、取代了他呀。是啊，那夢就是證明，我和森在夢中是在一起的呀！森受宇宙精神之托實現使命，怎麼能失敗呀？如果有那樣的事，「轉換」豈不是對我倆的愚弄嗎？據雲「老闆」雖然負傷，但還活著，現場有襲擊者的血跡。假定是森未完成使命而被仇人所殺，「轉換」的兩人小組之一的我就必須單獨完成使命了。但是，我怎能做到啊？我從來沒把「老闆」視為敵人，宇宙精神也沒指示我必須打倒「老闆」，我沒有理由去實現「轉換」的使命，也就是說，如果在我和森的「轉換」之中當真有宇宙精神賦予的使命的話，這次襲擊就不是森和那個女學生幹的了。我只是替回來晚的森擔憂而產生了被害妄想，我怎能一定要打倒「老闆」呀？我對那個龐然大物本來就懷著敬畏之心的。

　　但是，就在我這樣說時，我驚訝地感覺到了我的內心在強烈地否定。確實，我曾長期接受「老闆」的金錢援助，但是，那只是我提出簡報得到報酬，根本不曾懷過什麼敬畏之心啊……然而，一旦在心裡開始了傾訴，我就無法否認我心中強烈的、主張否定的聲音了。這還不夠驚人嗎？然而，由於我突然說出這些話而大吃一驚的，卻是你這位記錄人啊。我們首先談一談長年和我接觸的「老闆」是個什麼樣的人吧。說不定會從記述那些的你那邊發現我一向不曾意識到的敬畏「老闆」的原因呢。起碼你也能為了讓第三者通暢地閱讀而把它記錄下來呀。這樣把一切都委託給你，不嫌麻煩嗎？哈哈。

　　我現在重新回想一下，才覺得最令別人容易感受的「老闆」的魅力就是他的聲音和那聲音的抑揚頓挫。雖是老人，他的聲音卻鏗鏘有力。不是有的教師為了給學生示範外語發音而誇張地發音嗎？「老闆」被別人冠以這個學生的綽號似的尊稱，倒也有恰當的一面呢，他說在他的現實生活當中，確實當過一回語言教師呢。那是日本戰敗的前不久，他在上海，一邊教中國青年們一邊從事情報工作。當時正值壯年的「老闆」是侵略軍附屬機關的職員，他的任務就是做知識分子的工作。但是，那些中國青年明知他的內情，卻好像並不在意。而且，他們每一個人對「老闆」不但不隱蔽複雜的內情，甚至還想讓「老闆」知道而又希望他佯裝不知。「老闆」似乎對那些人的內情也壓上了蓋子，防止從他這裡洩露出去。如果有人聲嚴色厲地說，我是延安的人，你能怎樣？雙方就不免爭執起來了嗎。對重慶那邊的人也是如此。當時，駐在當地的軍首腦們幾乎都已排定了戰敗後的日程了。對方的新聞、雜誌記者、教師、詩人、作家等等明知要被當作情報，也到「老闆」的私塾裡去，為的是得到一根隱身草啊。而且，這個塾裡備有世界各國的期刊，他們來此也能接觸那些情報。「老闆」的個人目的不在於束縛敵方的人，而是讓他們自由活動，以便從中摸索戰敗以後的前途。他的確在這方面十分成功，為戰後的「大人物A」打下了基礎。由此可見，那與現在的「老闆」給對立的革命黨派資助的做法，也是一脈相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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