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8)_茨威格

九八

　　不過，在20世紀的猶太人悲劇當中最令人悲哀的是，他們承受著在自身當中看不到意義和罪責。那些在中世紀時代被驅逐者即他們的祖先，至少還知道他們因為什麼而受難：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律令。他們當時還有著在今天已經失去了的靈魂上的護身符，那是對自己的上帝堅貞不渝的信仰，這在今天已經失去了。他們因為那個自豪的瘋狂設想而活著，而遭受苦難。他們是被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優選出來的民族，被註定要有特殊的命運和使命，《聖經》中的預言之詞是他們的戒律和教規。

　　當他們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們將聖典緊握在胸前，因為這內心的火熱而感受不到外面殘害之火的灼燙。如果他們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裡遭到驅逐，他們還有一個最後的家鄉，在上帝那裡的家鄉：沒有任何人世間的權力，沒有哪個皇帝、國王、宗教法庭能將他們從那裡驅逐出去。只要宗教還能將他們聚攏到一起，他們就還是一個共同體，因而就有一種力量。如果他們遭到排擠和驅逐，那是出於與其他民族相異的宗教和習俗在為自己有意識的特立獨行而遭罪。

　　可是，20世紀的猶太人早已經不是一個共同體。他們早已經沒有共同的信仰，他們感覺到作為猶太人的存在是負擔，而不是驕傲，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他們的生活方式，遠離從前聖書中的戒律，他們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語言。他們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為之事，便是讓自己融入周圍的民族當中成為一體，消失在普通人當中獲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驅逐，不再永久地處於不斷逃亡之中。

　　因此，他們彼此間已經不能理解，因為他們已經融入周圍的民族當中，他們早就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而不是猶太人了。只是到了現在，他們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樣被掃到一起：他們當中有住在柏林豪宅裡的銀行經理，也有正統教區的教堂執事；有巴黎的哲學教授，也有羅馬尼亞的馬車夫；有洗屍人，也有諾貝爾獎得主；有音樂會的女歌手，也有葬禮上的職業哭喪人；有作家，也有釀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貧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啟蒙者；有放高利貸者，也有賢明智者；有猶太複國主義者，也有同化論者；有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又稱「德國系猶太人」），又有賽法迪猶太人（又稱「西班牙系猶太人」）；有公正者和不公正者。

　　在這些人之外還有那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他們自以為早已逃脫了被詛咒的命運，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和混血兒。幾百年以來，他們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個自己早已感覺不到的共同體，這個被驅逐者的共同體，自從在埃及遭驅逐以來就反復出現。但是，為什麼這種命運出現在他們身上，而且只出現在他們身上？這種無端的迫害，原因是什麼，意義是什麼，目標是什麼？他們被從各個國家驅逐出來，卻沒有人給他們一塊生存之地。人們對他們說：別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是卻不告訴他們，他們應該在哪裡生活。人們將罪責推給他們，卻拒絕給他們以任何手段讓他們來贖罪。

　　於是，他們用灼燒般的眼睛盯視著逃亡：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不認識你，我不懂你的語言，我不理解你的思考方式，我和你沒有任何關聯。為什麼我們都遭受這樣的命運？沒有人知道答案，我在這些日子裡經常與我們時代頭腦最清晰的天才弗洛伊德談到這個話題，連他也找不到問題所在，也看不出這荒謬中的意義。也許這正是猶太文化的終極意義所在：通過他們神秘的長久存在，周而復始地重複約伯向上帝提出的那個永恆問題，以便它不會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①。

　　①約伯的主旨問題：為什麼虔敬而無辜的義人要遭罪？為什麼上帝緘默不語？為什麼上帝不主持正義？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過於，那些人們以為早已經死掉和被埋葬的東西，突然之間又以同樣的形象和方式呈現出來。1939年的夏天來到了，慕尼黑那個短促的「我們時代的和平」的癲狂早就過去了；希特勒不顧任何誓言和承諾偷襲了捷克斯洛伐克，並將其據為己有；梅梅爾已經被佔領，被有意鼓動起來的德國媒體大肆叫囂著要佔領但澤和波蘭走廊。英國突然從忠誠的輕信中清醒過來，即便是那些最簡單的，沒有什麼學問見識的人也出於本能厭惡戰爭開始激烈地表達自己的不滿。

　　那些以往都不苟言笑的英國人，照看我們這座公寓大樓的門房、開電梯的人，打掃房間的女僕，現在每個人都與別人攀談。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清楚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每個人都能想到一件事，一件不容否認的公開事實：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了拯救和平三次飛往德國，但是這麼誠心地對待希特勒還顯得不夠。在英國國會裡，人們聽到這種強硬的聲音：「停止侵略！」到處都能聽到，人們在為迎接（或者說，原本是為反對）即將到來的戰爭做準備。淺色的防空氣球又開始在倫敦的上空漂浮，看起來仍像孩子們的灰色大象玩具一樣天真無邪；人們又在挖防空洞，在仔細檢查分發防毒面具。局勢又變得如同一年前那麼緊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次站在政府後面的不再是老實而輕信的民眾，而是下定決心、不屈不撓的民眾。

　　我在這個月裡離開倫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鄉下。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感到，人在面對世界大事時的無助是那麼殘忍。這個清醒的、思考著的、遠離一切政治活動的人，曾經全身心投身到工作當中，在默默地、鍥而不捨地致力於建設，將自己的歲月轉換為作品。在不為人所見的某個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蓋陀賽、羅馬威尼斯宮以及倫敦唐寧街的十幾個人，這些至少到那時為止表現得最為聰明和機敏的人，沒有人認識他們，沒有人見過他們，他們在說、在寫、在通電話、在做一些人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們在做出決定，人們對此不能參與，不能知曉其中的細節，但是這些決定了我自己和每個歐洲人最終的生活。

　　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但是沒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們摧毀或者保全我們這些無權勢者，讓我們獲得自由或者強迫我們受奴役，他們決定幾百萬人的和平與戰爭。而這時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樣，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像一隻蒼蠅一樣毫無抵抗能力，像一隻蝸牛一樣一籌莫展，而這些卻關乎死與生，關乎內心最深處的「我」與我的未來，關乎我的大腦中正在形成的想法，關乎已經成形與尚未成形的計劃，關乎我的無眠和安睡，關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裡，僵直地盯視著空虛，如同一位被判決的囚犯坐在監獄裡，被囚禁、被鎖在這無端的、無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圍的同道囚犯打聽、詢問、攀談，好像我們當中的某個人知道或者能夠知道，人家要拿我們怎麼樣。電話響了，一位朋友問我，我是怎樣想的；報紙來了，它們只是讓人內心更加煩亂；收音機播放的內容，每種語言都與另外一種語言的內容相反。

　　我來到街上，在那裡遇到的第一個人，讓和他一樣一無所知的我來說會不會發生戰爭。我自己在不安當中也提出同樣的問題，在打聽、在推測、在議論，儘管我非常清楚，他們多年來所積累的全部見識、經驗和遠見，在那十幾個陌生人的決定面前顯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內，再一次束手無策地面臨厄運，沒有任何意義的想法在發疼的太陽穴上突突跳動。

　　最終，我無法忍受大城市了，因為每個街角都張貼著海報，那些刺眼的詞語像惡狗一樣撲向我，因為我不由自主地從身邊熙攘而過的每一個人當中，從他們的前額當中讀出來他們所想的。我們所有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想到「是」和「否」，想到在決定性的賭博當中到底是「紅」還是「黑」。在這場賭博當中，押上的是我的整個人生，我的殘年歲月，我尚未完成的書，一切我至今所感覺到的我的任務、我的生活意義。

　　可是，在外交的賭盤上，彈子不定地滾來滾去，慢得讓人神經難以承受。一會兒這邊，一會兒那邊，一會兒黑，一會兒紅；希望和失望，好消息和壞消息，仍然沒有最後決定性的消息。忘掉吧！我對自己說。躲開去，逃到內心叢林的最深處，躲到工作當中，躲到最隱蔽之地，在那裡你只是一息尚存的一個人，在那裡你不是某個國家的公民，不是這場地獄般遊戲中的對象；只有在那裡，在這個變得瘋狂的世界上，你的些微理性還能派上用場。

　　我手頭不缺要幹的活兒。若干年來我一直不間斷地積攢材料，為寫作一部兩卷本關於巴爾札克及其作品的書，但是一直沒有勇氣動手做這個時間跨度大、耗時長的工作。恰好是沮喪給我了（做這件事的）勇氣。我回到巴斯，而且巴斯是最合適的，因為這個小地方曾經有許多英國文學中光輝熠熠的佼佼者，尤其是菲爾丁，曾經在這裡創作，它比英國的所有城市都能更忠實地、更有穿透力地映射出另外一個和平的世紀，讓人獲得18世紀的恬靜視野。

　　但是，這種幽雅、柔美的景色與世界和我的思想中日益增加的不安，形成了多麼大的對比啊！正如1914年有著我記憶當中奧地利最美的7月一樣，英國1939年的8月也美不勝言。多少次，那如絲綢一般柔軟的藍色天空如同上帝的帳篷一樣；多少次，太陽的光輝撒在草地和森林之上，還有那難以言表的鮮花絢爛多彩：大地上一片和平景色，而大地之上的人卻在為戰爭進行裝備。面對這種寧靜、持久而繁盛的景色，這種彌漫在巴斯的山谷裡令人陶醉的安謐氣息——這景致讓我悄悄地想起1914年巴登的嬌美景色——戰爭的瘋狂也正如當初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