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6)_茨威格

九六

　　我們的眼睛都看到過被打死的朋友，被酷刑折磨過的同伴，因而我們的眼睛更嚴厲、更尖銳、更不揉沙子。我們這些被蔑視、被驅趕、被剝奪權利的人，我們知道，如果事關掠奪和權力，再荒謬、再虛偽的藉口也不會讓那個人感到難為情。所以，我們這些受過磨難的人與那些磨難尚未來臨的人，我們這些移民者與那些英國人，在說著不同的語言。我相信今天這樣說一點兒也不誇張：當時在英國，除了極少數英國人以外，唯有我們對危險的範圍和程度沒有錯覺。就如同當初在奧地利一樣，在英國我也註定要帶著一顆被摧毀了的心和折磨人的銳利目光，清楚地預見到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到來，只是在這裡我是外來者，是一位被容留的客人，不可以發出警告而已。

　　所以，當我們的嘴唇已經預先嘗到即將到來的苦澀時，我們也只能在自己這群被厄運打上烙印的人當中自說自話。我們的靈魂因為對於這個國家的擔憂而備受折磨，這個像兄弟般接受了我們的國家！不過，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與一位有最高道德標準的思想者談話，能給人帶來無法可想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我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災難之前的最後幾個月所度過的友好日子，以令人難忘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好幾個月來，一想到八十三歲，患病在身的弗洛伊德還滯留在希特勒統治下的維也納，就讓我感到非常不安，直到最後他最忠實的學生，那位了不起的瑪麗亞·波拿巴公主將這位在遭受奴役的維也納裡最重要的人物救到倫敦來。當我在報紙上讀到，他已經踏上島國的土地，看到這位我最為尊崇的朋友又從哈德斯的冥府返回，那是我一生當中極度幸福的一天——我一度以為肯定失去了他。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這位不苟言笑的精神世界的偉大人物，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如此深化和擴展了關於人類靈魂的知識。在維也納時，我已經與他相識。在那裡，他被人們看成一位一意孤行的，有些難堪的個體戶而飽受惡意。在求真方面，他是一個狂熱分子，同時他也精確地意識到每一種真實的局限性。有一次他對我說：「百分之百的真實，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樣（根本不存在）！」他以不為任何事物所動的方式去探討當時還沒有人進入的，被人們充滿恐懼地回避的、隱秘的本能驅動世界，那在當時是被宣佈為「禁忌」的領域，他也因此與學院派以及學院學術的謹慎產生疏離。

　　樂觀主義的自由世界潛意識地感覺到，這位毫不妥協的精神大師以他深層心理學的論點在無情地挖掘著「理智」和「進步」所帶來的對本能驅動的壓迫，他會讓那種將難堪問題乾脆忽略的方法變得岌岌可危，因為他有毫不留情撕下面紗的手法。聯合起來反對他這位令人不愉快的「離經叛道者」，不光是大學，不光是老派的神經學醫生，整個世界——整個舊世界、整個舊的思想方式、舊的道德「常規」——整個時代，都害怕這個能揭開人性面紗的人。慢慢地出現了對他行醫的抵制，他失去了自己的診所。

　　可是，由於他的論點以及他所提出來的最出格的問題，也無法在學術上被反駁，人們開始以維也納的方式來對付他關於夢的解析的理論：把他的論點當成社交場合被諷刺挖苦的庸俗笑料。只有一小圈子忠誠者聚集在這位孤獨者的周圍，每個星期舉辦討論會，而一個新學科精神分析學就在這些討論中獲得了雛形。在我還遠遠沒有認識到在弗洛伊德的最初著作基礎上慢慢擴展開來的這一精神界的革命規模有多大時，這位超凡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動搖的堅強態度已經讓我對他傾心敬佩。

　　這裡終於有了一位科學人，一位堪為年輕人夢想中的榜樣人物：只要沒有最終的證據和十分把握，在提出任何說法時都小心翼翼；但是，只要假設已經變得有確鑿把握之後，他在面對整個世界的反對時也毫無動搖。他個人像常人一樣謙虛，但是為了他的學說中的某一個信條他不吝惜任何戰鬥，為了捍衛他所認可的內在之真，他會至死不渝。人們再想不到有像他這樣在精神上更無所畏懼的人。弗洛伊德敢於在任何時候說出來他所想的，哪怕他明明知道這種清晰而不顧情面的直言會讓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從來不想通過哪怕最小的——形式上的也不行——讓步來讓艱難的處境變得容易一些。

　　我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願意精心粉飾一下他的用詞，用「情色」取代「性欲」、用「愛欲」取代「力比多」，如果他並不總是不留情面地提出最後結論，只是對此有所暗示，那他的論點當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不會受到學術界阻撓的。但是，一旦涉及學說和真相，他從不遷就，抵制越激烈，他的決心就越強悍。如果我要為「道德勇氣」這個概念——這是世界上唯一不要求他人犧牲的英雄主義——尋找一個象徵人物時，我總是看到弗洛伊德那張美麗而陽剛的臉龐，那雙深色的眼睛有著直率而安寧的目光。

　　這個人給自己的家鄉帶來的榮譽遍及世界、超越時代，現在他從那裡逃亡來到倫敦。他多年來已經是一位老人，一位重病在身的人。但是，他是一個不倦怠、不卑躬屈膝的人。我曾經暗自擔心，在經歷了維也納那些備受折磨的時刻，也許他會變得憤懣滿腔或者精神萎靡，但是，我見到的他比任何時候都開朗，甚至幸福。他帶我從這座倫敦郊外房子走出來，來到花園裡。「我住過這麼漂亮的地方嗎？」他這樣問我，從前那麼嚴肅的嘴角露出燦爛的笑。

　　他給我看他最喜歡的埃及雕像，這是瑪麗亞·波拿巴幫他搶救出來的。「我不是又在家裡了嗎？」他的寫字臺上攤開著手稿，已經八十三歲高齡，每天依然以圓潤的字體來寫作，如他在風華正茂的年月一樣，思路清晰一如既往，仍然不知疲倦。他的堅強意志戰勝了一切：疾病、老邁、流亡，他身上那些在漫長的戰鬥歲月中被遮蔽起來的善良本性一下子自由地奔湧出來。他的年齡讓他變得更加溫和了，他所經歷的磨難讓他變得更加深思熟慮。有時候他也有一些溫柔的姿態，這是我以前在這位不事聲張的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他會將胳膊搭在一個人的肩膀上，他的眼睛在閃光的眼鏡後面看人時透出溫暖。

　　在那些年裡，與弗洛伊德的每次談話於我而言都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你能從中有所收穫，同時對他欽佩不已，感覺他說出來的每個詞語都能幫你理解這位不帶任何偏見的偉人：對他來說，沒有哪份自我坦白會讓他吃驚，沒有哪種見解會讓他情緒激動；對他來說，去教會別人清楚地看，清楚地感覺，這種意願早已經成為一種本能的生命意志。這些長談無可替代，在他生命最後一年的那段黑暗歲月裡，我對此的感覺最為強烈。在走進他房間的那一刻，外面世界的瘋狂一下子就不見了。

　　最殘忍的事情變成了抽象的，最混亂的事情變得清晰了，眼下的事情退讓地被納入一個更大的循環性階段當中。我第一次以真正的方式經歷了一個人能超脫於自己之上，不再將疼痛和死亡作為個人的經歷去感覺，而是作為一個超越個人的客體來審視、觀察：他的死同樣是一種了不起的道德業績，正如他的生一樣。弗洛伊德當時已經重病在身，病魔讓他不久以後就離開了我們。看得出來，他帶著假牙齶托說話很費力，按說人們應該為聽到他說出來的每一個詞匯感到羞慚，因為發出音節讓他感到吃力。但是他不鬆懈。讓朋友們看到他的意志比身體上有的低級折磨更強大，這是他那鋼鐵般堅強的精神所具有的雄心。

　　他的嘴因為疼痛而扭曲，然而他在寫字臺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後幾天，即便在夜裡痛苦碾碎了他的睡眠——他那沉穩而健康的睡眠，那八十多年的力量之源泉——他也拒絕服用安眠藥或者注射任何麻醉劑。他不要用這種減輕痛苦的方式來減少自己思想上的光芒，哪怕一秒鐘也不願意。他寧願痛苦地醒著，在折磨之下的思考也勝過不思考，他是精神上的英雄，要堅持到底，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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