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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我知道,今天人們不太情願去想到那次會晤:張伯倫和達拉第被逼到牆根,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但是,因為我要提供文獻式的真實,所以我必須承認,每一位在英國經歷了那三天的人,當時都感覺美好極了。1938年9月的最後幾天,局勢令人感到絕望。張伯倫剛剛從他與希特勒的第二次會晤回來,幾天以後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張伯倫去見希特勒,為的是在戈德斯貝格(Godesberg)毫無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此前在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

  可是,幾個星期以前還能讓希特勒感到滿意的要求,現在已經填不滿他的權力欲壑了。綏靖政策以及「一再爭取」的做法可悲地失敗了,在英國,輕信的時代一夜之間就結束了。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歐洲只有這樣的選擇:要麼在希特勒無休止的權力意志面前屈服,要麼拿起武器來阻止他。英國似乎心意已決。他們不再諱言軍備,而是公開地展示出來。突然之間工人們出現了,他們在倫敦的海德公園、攝政王公園尤其是德國大使館對面築起了地下防空洞,以對付空襲轟炸的威脅。海軍艦隊也行動起來,總參謀部的軍官穿梭往來于倫敦和巴黎之間,共同制定抵抗措施。

  開往美國的船上擠滿了外國人,他們想要讓自己及時到達安全的處所。自從1914年以來,英國人還從來沒有這麼警醒過。人們變得更加嚴肅,更加凝重。人們看著房子,看著繁華的街道,心裡暗暗地想著:會不會明天就有炸彈落下,將這一切摧毀?屋子裡人們或站或坐地圍在收音機旁邊,收聽新聞廣播。在每個人身上,在每一秒裡,整個國家都彌漫著看不到卻能感覺到的高度緊張。

  然後,就召開了那次歷史性的國會會議。張伯倫報告說,他還會再一次努力與希特勒達成一致意見。再一次,第三次,他向希特勒提出建議,為了拯救受到嚴重威脅的和平,他願意到德國的任何地方與希特勒會晤。對於他的建議,還沒有任何答覆。然後,就在會議的中間——這太有戲劇性了——來了那份電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會晤。在這一瞬間在英國歷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英國國會情緒失控了。國會議員們跳起來,喊叫、鼓掌,大廳裡一片歡呼聲。很多很多年來,這莊嚴的建築裡還沒有爆發過這種歡樂的情緒。從人性上看,那是一場精彩的演出,因為和平還能得到拯救而迸發出來的真誠狂喜克服了英國人的矜持和持重;從政治上看,這種歡樂情緒大爆發絕對是一個大錯誤,因為國會的狂喜歡呼暴露了這個國家對戰爭有多麼深惡痛絕,為了和平它能做出任何犧牲,能退讓自己的任何利益,甚至它的尊嚴。

  這樣一來,從一開始張伯倫就被當作一位去慕尼黑祈求和平的人,而不是爭取和平的人。但是,還沒有人能預料到,他們面臨的是怎樣的投降。所有人都以為——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我不否認——張伯倫到慕尼黑是去談判,而不是去投降。接下來是兩天、三天令人心焦的等待,三天的時間,整個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公園裡有人在挖壕溝,軍工廠裡在加工,防衛大炮被架設起來,防毒面具被分發下去,將兒童從倫敦疏散出去已經提上議程,秘密的準備已經在進行當中。人們也許並不對每項活動都理解,但是都知道這些準備是針對什麼。人們又在等待報紙,在細聽收音機廣播中度過了早晨、中午、晚上、深夜。1914年7月那可怕的、令人神經崩潰的等著「是」與「否」的時刻,又再次回來了。

  接下來,好像突然之間來了一陣颶風將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烏雲吹散,心變得輕鬆了,緊繃的神經可以舒展了。傳來了希特勒與張伯倫、達拉第與墨索里尼完全達成協議的消息。況且,張伯倫還成功地與希特勒達成一個協議,保證將來所有國家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都以和平方式來解決。這情形似乎表明,一位原本並無特別引人注意之處,平庸的政府首腦那堅韌不拔的和平意願取得了勝利,在這一刻,所有人心裡都充滿了對他的感激之情。在收音機裡,人們首先聽到的是「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這一訊息,它要向我們這一代飽經磨難的人宣佈,我們還能在和平中生活,還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建設一個更新更美的世界中幫一把手。

  那些後來試圖否認我們曾經如何因為這個具有魔力的詞匯而歡欣鼓舞的人,都是在撒謊。事情過後,誰願意相信一個戰敗了的人還會舉行凱旋遊行呢?假如當時的倫敦大眾知道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到達機場的準確時間,一定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向克洛伊敦機場去向他致意,去向他歡呼,這位拯救了歐洲和平與英國榮譽的人。我們當時都是這麼以為的。接著報紙出來了。報紙上刊登了照片,張伯倫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平時像極了一隻被激怒的鳥的頭,現在帶著驕傲和笑容出現在飛機的機艙口,揮動著那個歷史性的演講稿,他要宣佈「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要把它當作最珍貴的禮物帶回來給他的民族。晚上,電影院裡放映了這段錄影,人們從座位上跳起來,歡呼、喊叫,在那種為了新世界的博愛感覺中,大家幾乎要互相擁抱。對於每一個當時在倫敦、在英國的人來說,那都是空前絕後的、心靈激蕩的一天。

  我喜歡在這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天在大街上轉悠,以便能更強烈、更直接地去感覺這種氣氛,要在最真實的意義上呼吸時代的空氣。在公園裡,工人們停止了挖防空洞,人們說說笑笑地圍在他們的身邊,因為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防空洞就成了多餘的了。兩個小夥子用地道的倫敦話開玩笑說,這些防空洞應該改作地下廁所,因為倫敦的公廁太少。每個人都很願意跟著一起笑,所有的人似乎都精神飽滿、充滿活力,就如同雷雨後的植物一樣。他們的腰板都比前一天挺直了一些,肩膀也顯得更輕鬆了,他們那平時顯得冷淡的英國人的眼睛,現在都閃著愉快的光亮。

  自從人們知道那些房子不會有被轟炸的危險,房子似乎也更光鮮了,公共汽車也更漂亮了,太陽更加明亮了,這些令人振奮的話語讓成千上萬的人覺得更加高昂、更加強大。我感覺到,自己也變得振奮不已。我走得不知疲倦,越來越快,越來越輕鬆,新的信心浪潮也愉快有力地裹挾著我。在皮克第利(Piccadilly)街角,突然有人快速地向我走過來。那是一位英國官員,本來我與他也只是萍水相逢的交情,他是一個感情非常不外露,非常含蓄內斂的人。在平時,我們彼此只會客氣地互相問候,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要跟我攀談。可是現在,他兩眼閃著熠熠的光亮朝我走來。「您覺得張伯倫怎麼樣,」他興奮得神采飛揚,「誰都沒相信他能做成。他做得對。他沒有放棄,因此他挽救了和平。」

  大家都是這種感覺。我在那天也感覺如此。第二天仍然是一個幸福的日子。報紙都在歡呼,股市瘋狂上漲。多年以來,終於又從德國那裡傳來了和平的聲音,在法國人們甚至建議給張伯倫設立一座紀念碑。啊,那只是火焰在最後熄滅之前的一點餘燼而已。幾天以後,糟糕的細節就慢慢地滲透出來,那是在希特勒面前多麼毫無保留的投降。人們曾經莊嚴地承諾給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幫助和支持,現在這個國家卻被卑鄙地出賣了。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就已經很明確,英國的投降還是不能讓希特勒感到滿足。條約上的簽字墨蹟還沒幹,他已經在破壞一切細節。戈培爾毫無顧忌地公開宣稱,在慕尼黑他們將英國人逼得退無可退。希望之光熄滅了,但是它曾經照耀了一天、兩天長,我們的心得到了溫暖。我不能也不願意將這幾天忘記。

  自從我們認識到在慕尼黑真正發生的是什麼以後,矛盾的是我見到的英國人反而少了。責任在我,因為我回避他們,或者更確切地說,回避和他們的談話,儘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欽敬他們。他們對那些成群結隊而來的難民非常大度,表現出最高貴的同情心和最有助益的理解。但是,在他們和我們之間,內心生出一道隔閡: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我們已經被迎面撞擊了,他們還沒有被迎面撞擊;我們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將要發生什麼,他們還在拒絕去弄明白——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違背其內心認知的。儘管發生了這一切,他們還是試圖在瘋狂中堅持,說話就得算話,和約就是和約;如果能夠做到理性,如果能符合人性地與希特勒談話,還是可以和他談判的。

  幾百年來英國的民主傳統讓法律得以保障,所以英國的上層社會不能夠或者不願意弄明白,在他們旁邊一種新手段,充滿惡意的無視道德正在形成,那個新德國在與周邊民族打交道以及在涉及法律問題時,只要現有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將一切規則踢翻。在這些頭腦清楚、富有遠見、早已經拒絕一切冒險的英國人看來,一個那麼快速,那麼輕易得到了那麼多東西的人,不會什麼都不顧忌的。英國人仍然相信和希望,這個人會首先攻擊其他國家——最好是攻擊俄國!——在這期間就可以與他達成一致意見。可是我們都知道,不要憚於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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