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4)_茨威格

九四

　　當他準備在隔壁房間將自己準備過夜的床打開時，這位女看護的確感到很不好意思，過來解釋說，按照新的納粹法律，她不可以讓他在臨終者的床邊度過這個夜晚，對此她感到遺憾。我的堂兄是猶太人，而她作為五十歲以下的女人不允許同他在一個屋頂下過夜，哪怕在臨終者的床前也不行。按照那些壞蛋的觀點，一個猶太人腦子裡的第一個想法肯定是對她性侵，玷污她的種族血脈。她說，她當然為有這類規定感到特別丟臉，但是她也不得不服從法律。這樣，為了能讓這位護理員守候在我母親的臨終病床前，這位六十歲的堂兄就迫不得已在晚上離開這座房子。也許人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我會慶倖我母親不必在這群人當中生活更長的時間。

　　奧地利的局勢也給我的私人生活帶來改變，這些我一開始只是當成完全無關緊要的、純粹形式上的一些改變。我的奧地利護照作廢了，我必須向英國當局申請一份白色的替代性身份證，即一張無國籍者的護照。在我自己的世界主義夢想中，我曾經多次設想這應該是多麼美妙的事情。按照我內心的感受，無國籍便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責任，也就沒有區別地屬所有國家。但是，我不得不再一次認識到，我們的這些人間幻想是多麼不可行。

　　只有當一個人親自受過痛苦後，才能理解那些最重要的感覺。十年前，當我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時，聽到他向我抱怨他的書在俄國被禁，我這位沒有經驗的人還相當不假思索地企圖安慰他說，相比於他的著作在國際上的傳播，那實在算不上什麼。可是，當我自己的書從德語世界消失時，我才再清楚不過地理解了他的那種抱怨：自己創作出來的詞語只能以翻譯本，只能以沖淡過的、改變了的介質呈現！同樣，我也是在英國行政管理機構的等候室經過漫長等待才被叫進去的那一刻，才明白將自己的護照換成一張外國人身份證明意味著什麼。我對自己的奧地利護照擁有一種權利，奧地利大使館的官員和警察都有義務給一位有完全公民權的人簽發護照，可是，為這份我從英國當局得到的外國人證件，我必須得請求。那是一種我需要請求的恩賜，而且這種恩賜任何時候都可能被剝奪。一夜之間，我的地位就下滑一級。

　　昨天，我還是一位外國客人，可以說是一位紳士，在這裡消費外匯並且納稅；今天，我卻成了外來移民，是一名「難民」。我被降至一個如果說不上是不名譽至少也是低人一等的類別當中。況且，持有這張白色證件的我，想獲得任何外國簽證都必須提交特殊申請，所有國家都對這一「類別」的人，這些沒有權利、沒有祖國的人——我突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員——不予信任，因為如果他們惹下麻煩，滯留時間太長的話，不能像對待其他人一樣將他們遣返，將他們送回他所來自的那個國家。我總是不由得想到若干年前一位流亡中的俄國人所說的一句話：「以前，人有一個身體，一個靈魂。今天他還需要一個護照，不然就不能被當成人一樣對待。」

　　的確如此。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所經歷的能讓人感覺到的最大倒退，莫過於對個人行動自由的限制以及自由權利的縮小。在1914年以前，地球屬所有的人。每個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長時間就停留多長時間。沒有所謂的許可，沒有准入。當我跟現在的年輕人講到我在1914年以前去了印度和美國，沒有帶護照，也根本沒見過護照是什麼樣子，我總是看到他們臉上的驚奇。人們上車下車，不需要問什麼，也不被人盤問；今天人們被要求填寫的上百份表格，當時一份也不用填寫。沒有居留許可，沒有簽證，沒有刁難。今天的國界線，因為大家彼此之間病態的不信任，已經被海關、警察、哨所變成了一道鐵絲網，而那時的國界線無非是一條象徵性的界線，誰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越過，就如同格林尼治的子午線一樣。直到世界大戰以後，國家社會主義開始了對世界的攪擾。

　　作為第一個看得見的現象，也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精神瘟疫，那便是對外來者恐懼症：對外國的憎恨，或者至少是對外國人的恐懼。人們到處都在防範外國人，到處都在抵制外國人。所有那些從前只會加在罪犯身上的羞辱手段，現在的普通旅行者在旅行之前和旅行期間都必須領受。人們得允許自己被拍照，左面、右面、正面，頭髮必須剪短，好讓耳朵能露出來，必須留下指紋，一開始只是拇指指紋，後來則是全部十個指頭的指紋，此外還要出示各種證明：健康證明、防疫注射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推薦信，還要能夠拿出邀請信以及親屬的地址，要出示道德上和財務上的保證，要填寫一式三份、四份的表格，如果這一大堆材料中缺少一份，那就沒戲了。

　　這些似乎都是瑣事。冷眼一看，我居然提及這些瑣事，顯得我自己小家子氣。但是，這些毫無意義的「瑣事」讓我們這一代人毫無意義地浪費了不可挽回的寶貴時間。如果我今天來算一下，我在那幾年裡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時寫了多少聲明、稅務申報、外匯證明、過境手續、居留許可、居住地登記和注銷證明，我在領事館和官署部門的前廳裡等候了多少小時，曾經面對過多少個官員——友好的和不友好的，無精打采的和過分激動的都有——我經歷了多少次過境時的檢查和問詢，有了這些經歷之後我才感覺到，在這個世紀，在這個我們年輕時曾經堅信會成為一個自由的世紀，一個正在到來的世界公民的時代，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嚴。

　　有多少我們的產出、我們的創造、我們的思想被這些沒有產出，同時卻讓靈魂遭受淩辱的繁文縟節所帶走！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在這些年裡研讀的官方規定都多於思想著作，通往一個陌生城市、陌生國家的第一條路不再像從前那樣是通往博物館，通往某處風景的路，而是前往大使館、前往警察局的路，是去領取一個許可證。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同樣的一夥人，從前會談論波德萊爾的詩歌，會帶著思想上的激情來討論問題，而現在我們談論的是入籍和居留許可，是應該申請長期簽證還是旅遊簽證。去結識一位在簽證處工作，能讓你的等候時間縮短的小職員，在過去十年內變得如此重要，甚至超過與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羅曼·羅蘭的友誼。人們不得不一直感覺到，雖然有著與生俱來的自由靈魂，但人是客體而不是主體，權利絲毫沒有，一切皆為官僚機構的恩典。人們不停地受到盤問、登記、編號、檢查、蓋章。直到今天，我這個不可救藥的自由時代的人，一位夢想中的世界共和國中的公民，還一直覺得我護照裡的每一個公章都是囚犯身上的烙印，每一次詢問和檢查都如同一場羞辱。我知道，這些是小事，小事而已，在一個人的價值暴跌得比貨幣還快的時代，這些都是微末之事。但是，只有抓住這些不起眼的病症，後來的時代才能正確地描繪出主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時期思想狀況和思想混亂的臨床表現。

　　也許我是被此前的自由給寵壞了，也許我的感受度因為近年來陡然而至的變換而太敏感。每一種形式的移民都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失衡。如果一個人腳下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就會失去挺直的身姿，就會變得沒有把握，對自己產生疑慮——所有這些也都得親自經歷過之後才能理解。我毫不遲疑地承認，從我不得不使用外國頒發給我的身份證件或者護照的那一天起，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些證件和我自己是屬一起的。那種自然而然的身份認同，證件與原初的、本來的我相一致的身份認同被永遠破壞了。

　　我變得比自己的天性所在更為拘謹了。從前我是一位世界主義者，可是現在我不斷地有這種感覺，好像我應該為每一次呼吸感恩戴德，這是我從一個陌生民族那裡所奪走的。在清醒思考時，我當然知道這種奇怪念頭多麼荒謬。但是，什麼時候理性能真正抗拒自己的感覺呢！我用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來培養自己的心，告訴自己要成為一位「世界公民」，但是這都無法給我以幫助。不，在我失去護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歲的年齡發現，一個人失去的祖國絕不僅止於那一塊被劃定邊界的土地。

　　有這種不安全感覺的並非我一人。慢慢地，不安開始在整個歐洲擴展開來。自從希特勒入侵奧地利，政治局勢一直不明朗。在英國，那些曾經悄悄為希特勒鋪平道路，寄望於借此為自己的國家換來和平的人，開始慎重考慮問題了。從1938年開始，在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在所有的城市和鄉村，任何一個談話，不管開頭時話題多麼遙遠，最後總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避免戰爭或者至少將戰爭向後推遲。如果我回頭看在歐洲戰爭恐懼一直愈來愈強的這幾個月，我能回憶起來，只有兩三天人們有真正的信心；只有兩三天人們有了這種感覺，戰爭的陰雲會過去，人們又可以自由地呼吸。是非顛倒的可笑之處恰好在於，那兩三天在今天看來恰好是現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是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晤的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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