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3)_茨威格

九三

　　火車經停薩爾茨堡，我的房子，我曾經在裡面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房子就在這座城市，但是我根本沒有下車，都沒有到站台上。我可以從車窗向外看到矗立在山丘上的我的房子，回想起在那裡度過的歲月。但是，我沒有去看一眼。為什麼還要看呢？我再也不會住在那裡。在火車駛過邊境的那一刻，我像《聖經》中的羅得一樣清楚地知道，身後的一切都是塵土與灰燼，是被凝結成苦澀鹽柱的往昔。

　　我還以為自己已經預先感覺到能夠發生的一切可怕之事，那便是希特勒的憎恨之夢得以實現，他會作為一個凱旋者佔領維也納，這座曾經將這個一貧如洗、一事無成的年輕人踢出去的城市。但是，與1938年3月13日所發生的非人的暴行相比——從此以後奧地利和整個歐洲成為赤裸裸暴力的獵物！——我的想像力，人類的想像力顯得多麼猶疑、多麼弱小、多麼可憐！現在，面具可以摘下來了。其他國家既然公開表現出了恐懼，那麼，血腥的暴行就用不著再顧忌什麼道德上的阻礙了，他們再不需要諸如在政治上消滅「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欺騙性藉口了：英國算得了什麼？法國算什麼？世界都不在話下。

　　現在不光要搶、要偷，連那種私人性質的復仇欲都得以恣意放縱。大學教授們被逼著用赤裸的手擦洗街道，有著虔誠信仰的白鬍子猶太人被拖進他們的教堂，一群大呼小叫的年輕人逼迫他們下跪並齊聲喊出「希特勒萬歲」的口號。街上無辜的人像兔子一樣被抓到一起、被帶走，讓他們去打掃衝鋒隊兵營的廁所。種種病態而肮髒的仇恨妄想，以前人們在黑夜中無恥地想到的，現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大肆發洩。他們闖進住宅，從嚇得渾身發抖的女人那裡扯走耳環，對城市的同樣劫奪可能也發生在幾百年以前的中世紀戰爭當中。然而新增的內容是，他們那無恥的樂趣在於對人進行公開的折磨，對靈魂的摧殘，各種精心設計的侮辱。所有這些並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而是上千人在遭受這種苦難。不像我們這個道德已經疲憊不堪的時代，當一個更為寧靜的時代到來時，人們會渾身戰慄地讀到，在20世紀的文化之城，一個仇恨狂人曾經犯下了怎樣的罪行。這是希特勒在各種軍事和政治勝利中最邪惡的勝利，這個人成功地用不斷升級的辦法將所有法律概念的棱角磨掉。

　　在實行這一「新秩序」之前，如果沒有法院的判決和拿得出的理由而殺人的話，還會讓整個世界震驚，在人類的20世紀，酷刑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沒收財產被明確地認定為偷竊和搶劫。可是現在，在一個個接踵而至的聖巴托羅繆之夜^①以後，在衝鋒隊的監獄和鐵絲網後面不斷有人被酷刑致死以後，個別的不公正還算什麼？人間的痛苦還算什麼？1938年，在奧地利淪陷以後，我們的世界對非人道、無法無天、殘忍的習慣程度，是此前幾百年所沒有的。假如在從前，維也納這座城市裡發生的這些事情，足以受到國際上的唾棄；但是，在1938年，世界良知卻緘口沉默，或者只是含糊其辭地說幾句，隨即便忘記和原諒了這些暴行。

　　①「聖巴托羅繆之夜」本義是指1572年8月24日在法國發生的天主教對基督教新教胡格諾派信眾的大規模屠殺行動。這裡借指大規模、集中的迫害活動。

　　那些天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響徹著來自家鄉的求救呼聲，明知道最親近的朋友們被抓走、遭酷刑、承受羞辱，無助地為每一個自己所愛的人感到戰慄。我也可以毫無愧疚地說——這個時代已經將我們的人心如此反轉——當我那年邁母親的死訊傳來時，我沒有驚駭，沒有哀傷。正好相反，知道她現在可以免受一切痛苦和危險，這令我感受到一絲安慰。她已經八十四歲高齡，耳朵幾乎完全聾了。她住在我們自家住宅當中，所以就算依據新的「雅利安法律」，她暫時也不用搬遷出去。我們寄希望於過一段時間以某種方式將她接到國外。維也納被佔領後的第一批法令就讓她受到沉重一擊。

　　八十四歲的她已經腿力不支，她每天短暫散步時，習慣每走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就坐在環城大道或者公園裡的椅子上休息一會兒。希特勒成為這座城市的主子八天以後，就發佈了一道牲畜不如的禁令：猶太人不允許坐在長椅上，這是專門以折磨人取樂為目標的眾多禁令當中的一條。對猶太人的搶劫還算有他自己的邏輯，尚可容忍，畢竟他們可以將工廠、住宅、別墅這些搶奪之物以及由此騰出來的職位留給自己的人，用來獎賞自己的走卒，戈林的繪畫收藏能變得那麼豐富而且堂皇，也主要歸功於這種毫不手軟的搶劫行動。但是，不讓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位體力不支的老先生在長椅上坐幾分鐘喘口氣，這種事發生在20世紀，是由一個人想出來的：這個人，卻被上百萬人當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而受到頂禮膜拜。

　　幸運的是我母親得以避免長時間忍受這類野蠻行為和侮辱。在維也納被佔領幾個月之後，她離世而去。與她的去世有關的一段小插曲，我沒法繞過去不寫。在我看來，正是對這些細節的記錄，對即將到來的時代才顯得非常重要，下一代一定會覺得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八十四歲的老太太在早上突然失去知覺。被叫來的醫生很快就做出了判斷，她可能活不過當天夜裡，於是叫來了一位大約四十歲的女護理員來做她的臨終陪伴。當時，她的兩個兒子——我哥哥和我——都無法趕到，因為在那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面前，就算是為母親守靈而回到奧地利，也一樣以犯罪論處。於是我們的一位堂兄打算當天晚上在她的居室度過，這樣至少在她臨終之際有一位家庭成員在身邊。這位堂兄當時六十歲，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實際上他一年以後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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