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2)_茨威格

九二

　　我對自己說，人不應該只考慮到歐洲，而是要超越歐洲去思考；不要讓自己被埋葬在正日趨死掉的過去中，而是要參與它的重生。這座新興的百萬人口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對國際筆會大會表現出滿腔的熱情，從這種誠摯中我認識到，我們在這裡不是陌生人。對於精神上一體化的信心——我們為此獻上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在這裡還存在，還有效，還在起作用。有了我們這個新時代的速度，大洋也不足以將我們分開。我們有了一個新任務來代替舊任務：在更大範圍內，以更大膽的設想來建設我們夢想中的共同事業。如果說，從看到那即將來臨的戰爭之時起，我已經對歐洲放棄了信心，那麼我在南十字星下又開始去希望、去相信。

　　巴西給我留下的強烈印象和希望一點兒也不亞於阿根廷。這個被大自然情有獨鍾的國家有著地球上最美麗的城市，這個國家空間廣大，直到今天還有鐵路、公路尚未通達的地方，更不用說飛機了。在這裡，人們對往昔歐洲的保存甚至要比歐洲人自己更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殘忍還沒有侵入這個民族的風習和精神當中。人們的共同生活在那裡更為和平、更為禮讓，即便是大相徑庭的種族之間的交往，也不像我們歐洲人之間那樣充滿敵意。

　　在這裡，沒有人以血統、種族和出身這些荒謬的理論來對人進行分門別類。我有一種奇特的預感，人們在這裡還能和平地生活，這裡為未來準備下了無盡的空間，而在歐洲，為了哪怕一點點兒可憐的空間，各國之間還要大動干戈，政客們還要喋喋不休。這裡的土地還在等待著人，等待著人來利用它，等待著人以自己的存在來充實它。歐洲文明所創造的內容，可以在這裡以另一種新方式延續下去，並發揚光大。大自然的千姿百態之美讓我感到賞心悅目，我已經將目光投向未來。

　　不過，旅行，哪怕是旅行到另外一個星座下面，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也不意味著逃離了歐洲以及對歐洲的憂心。這似乎是大自然對人類最為惡意的報復：當人類通過技術創造所具備的神秘力量將自然置於自己的手中時，這些技術也同時攪擾人的靈魂。技術給我們帶來的最糟糕的詛咒，莫過於它阻止我們逃離現實，哪怕一刹那也不行。我們的祖先可以在災難性時代逃避到孤獨和偏僻之處，可是我們卻註定必須在同一個小時、同一秒內瞭解和感受到世界上某個地方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不管我離開歐洲有多遠，它的命運與我同在。就在我達到伯南布哥的那天晚上，我的頭頂上是南十字星座，我的身邊是黑膚色的人在行走，如當頭一棒一般，我在報紙上看到巴塞羅那被轟炸，一位西班牙朋友被槍殺的消息，就在幾個月以前，我還與這位朋友一起度過了好幾個小時的愉快時光。

　　在得克薩斯州，我坐在一輛飛馳的普爾曼式的車廂裡，行駛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發瘋似的用德語大喊大叫：一位不懂德語的旅客正好將火車上的收音機調到了德國電臺，於是我在列車轟轟隆隆地經過得克薩斯平原時，還不得不聽著希特勒發表的煽動演說。無由逃避，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總是不由得帶著折磨人的焦慮想到歐洲，在歐洲之內總是想到奧地利。也許這顯得有些狹隘的愛國主義，在一個巨大的危險處境當中——其範圍遍及從中國到西班牙的埃布羅河和曼薩納雷斯城——我對奧地利的命運尤為關注。

　　我知道，整個歐洲的命運都系於這個小小的國家，它偏巧是我的祖國。如果現在回過頭去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政治失誤的話，那麼最大的錯誤便是：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們沒有實行威爾遜總統那個簡單明瞭的和平計劃，而是把它給肢解了。他的想法是，讓小國獲得自由和獨立，但是他也正確地認識到，只有在所有的大國和小國都處於一個超越性的統一體之下受到約束，這些小國的自由和獨立才能得到保證。由於這個超越性的組織——那個真正的、徹底的國際聯盟——沒能形成，他的計劃中只有另外一部分即小國的獨立得以實現了。由此引發的根本不是什麼安寧，而是持續不斷的緊張局勢，因為沒有什麼比弱小國家的大國夢更危險的了。

　　這些小國尚立足未穩，它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相互鉤心鬥角，為了一塊小小的地盤而爭執不休：波蘭針對捷克，匈牙利針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針對塞爾維亞，在這種敵對中，所有國家當中最弱小的奧地利面對的是超級強大的德國。這個被肢解、被弄殘了的國家——它的統治者曾經在整個歐洲不可一世——是歐洲這座牆保持不倒的那塊關鍵性石頭，這是我還要再強調一遍的。我知道，在這個英國百萬人口大城市裡我身邊的所有人都不會知道，沒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沒有了，然後巴爾幹就成了希特勒唾手可得的獵物。由於納粹所具有的特殊結構，一旦維也納在手，納粹便能用這個杠杆撬動整個歐洲。

　　只有我們奧地利人知道，希特勒帶著滿是仇恨毒刺的貪婪向維也納挺進，這座城市曾經見證過他的窮困潦倒，而今他要作為一個凱旋者長驅直入。每次當我匆匆前往奧地利，在返回時再越過邊境時，都會長舒一口氣說「這一次還沒有」，然後回望一眼，好像這會是最後一次了。我看著災難正在到來，無可避免。在那幾年裡，當別人早晨滿懷信心地打開報紙時，我數百次在心裡害怕會出現這樣的頭條：奧地利淪陷。啊，當我假裝成自己早已經與奧地利的命運脫鉤時，我是怎樣在欺騙自己！我從遠方為它那遲緩而被發燒弄昏了的頭腦所做的最後掙扎而感到痛苦，其程度遠遠超過我那些留在國內的朋友：他們在用愛國遊行來欺騙自己，他們每天互相打氣：「法國和英國不會讓我們淪陷的，尤其是墨索里尼決不會答應的。」他們相信國際聯盟，相信和平條約，就如同一位病人相信藥物上的漂亮標簽一樣。他們幸福無憂地生活在那裡，而將事情看得更清楚的我，卻憂心得肝腸寸斷。

　　我最後一次回奧地利去也沒有別的理由，只是內心對於大難降至的恐懼臨時性發作。我曾經在1937年秋天去維也納看望我的老母親。我在那裡很長時間沒做什麼事，也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等著我去處理。從維也納回來幾個星期後的一個中午，應該是11月底，我穿過攝政王大街回家，路過時買了一份《旗幟晚報》。那是哈裡法克斯勳爵飛往柏林，第一次試圖與希特勒本人談判的那一天。現在我的眼前還能出現那個畫面，在這份《旗幟晚報》的第一版上右邊版面上黑體排印的文字逐一列出來了哈裡法克斯想和希特勒達成一致的幾點內容。在字裡行間我讀到了，或者說我以為我讀到了：捨棄奧地利！若不如此，與希特勒會談還能有什麼用？我們奧地利人知道，在這一點上希特勒是決不會讓步的。

　　奇怪的是，計劃中的討論題目只出現在《旗幟晚報》的中午版上，在午後印刷的同一份報紙上這些內容已經消失得蹤跡全無。（後來我聽到有傳言說，報紙上的消息是意大利公使提供的，因為在1937年，意大利最害怕的便是英國和德國背著它達成共識。）這份報紙上的這條消息絕大多數人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內容是否正確，我無從判斷。我只是知道，一想到英國已經開始就奧地利問題與希特勒談判了，我被嚇得六神無主。今天我也不羞於說出口：當時我拿著報紙的手在抖個不停。假也好，真也好，多年來我從來沒有感到這麼緊張過。我知道，如果這個報道裡有那麼一點點真實在裡面，那這就是終結的開端：那塊石頭就會被從牆裡撬出來，而牆也會隨之坍塌的。我馬上轉身不再去回家的方向，而是跳上下一輛開往維多利亞火車站方向的公共汽車前往帝國航空公司，去打聽是否有明天的飛機票。我還想再見一次我的老母親、我的家庭成員、我的家鄉。幸好我還得到了一張飛機票，我迅速收拾些東西放在箱子裡，飛往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都很吃驚，我怎麼這麼快，這麼突然又回來了。可是，當我說出我的憂慮時，他們是如何嘲笑我的！我還一直是過去的那位「耶利米」，他們笑話我說。難道我不知道嗎，現在整個奧地利的居民都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們極盡能事地盛讚「祖國陣線」這一了不起的遊行，而我在薩爾茨堡已經觀察到，絕大多數遊行者只是將規定的統一徽章別在領口上，為的是不要對自己造成不利。與此同時，他們為謹慎起見，也早已在慕尼黑的納粹黨那裡登記了。我學過的歷史，我自己寫過的歷史太多了，不會不知道大眾總是會馬上倒向當權的一方。他們今天會高呼「舒施尼克萬歲」，明天也會用同樣以排山倒海的聲音高喊「希特勒萬歲」。

　　我在維也納接觸到的所有人，都表現出真誠的無憂無慮。他們互相邀請聚會，身著晚禮服和燕尾服（他們根本不知道，不久以後他們就得穿上集中營裡的囚服）；他們奔走於各家商店，購置聖誕節禮物，佈置漂亮的房子（他們根本不知道，不多的幾個月以後就會遭到洗劫）。古老的維也納固有的悠然自得，我此前也非常喜歡，也是我一生都夢想擁有的狀態。這種憂慮全無的狀態，曾被維也納的民族詩人路德維希·安岑格魯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概括為一句簡短的格言：「你不會出事的。」這種無憂感第一次讓我覺得疼痛。也許在終極意義上，所有這些維也納朋友都比我睿智，因為他們在事情到來之時才去經歷那種痛苦，而我事先已經在想像中感受到一次痛苦，當發生之時會第二次感受到。不管怎樣，我無法理解他們，也無法讓他們明白。兩天以後，我不再對任何人發出警告。為什麼要去擾亂那些根本不想受人打擾的人呢？

　　在維也納停留的最後兩天裡，我帶著絕望無言的「再也不能」的目光再次看遍每一條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個花園，這座我出生之城的每一個古老角落。當我說出這話時，不是事後的詞語點綴，而是絕無虛言的真實。我在與母親擁抱時，就帶著這樣隱秘的「這是最後一次」的感覺。我帶著「再不能見」的想法來感受這座城市、這個國家，明確地知道這是告別，永遠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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