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0)_茨威格

九〇

　　§十六　和平在垂死掙扎

　　羅馬的太陽已經沉沒。
　　我們的白晝已經過去；
　　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襲來，
　　我們的事業已成灰燼。

　　莎士比亞：《裘裡斯·愷撒》

　　在最初的幾年裡，就流亡的含義而言，英國之于我正如當年索倫托之于高爾基一樣。奧地利還存在，儘管在那次所謂的「革命」以後，納粹黨還試圖通過襲擊以及暗殺多爾富斯讓這個國家倒向納粹一邊。我的故國的掙扎還將持續四年。我可以在任何時候回來，我沒有遭到驅逐，沒有被禁言。薩爾茨堡房子裡的書，還都毫髮未傷。我還有奧地利的護照，故國依然是我的祖國，我還是它的公民，擁有一切公民權利。那種失去祖國的殘酷處境還沒有開始，對於沒有親身經歷的人，很難將這種處境解釋清楚：那是一種讓人神經備受摧殘的感覺，清醒地睜著眼睛踏入虛空當中，知道自己無論在哪裡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間再被趕出來。

　　我當時還剛剛處於這種處境的最初始階段。不管怎麼說，當我在1934年2月底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下車時，那種到達已經有別樣的滋味。看待一座自己要留下來在其中生活的城市，與看待只是作為客人訪問的城市，一個人會採取完全不同的視角。我不知道自己會在倫敦待上多長時間。只有一件事對我是重要的：我要開始自己的創作，來保衛自己內心的和外在的自由。我沒有買房子，因為任何所有物又都意味著束縛。我租了一個小公寓，剛好可以放下兩個書櫃，裝下我不想放棄的書籍，可以放下一張寫字臺。這樣我就有了一切，作為一個精神工作者所需要的一切。當然，這裡沒有和朋友交流的空間。我更願意住在狹小至極的空間裡，以便能不時地出去旅行：在不自覺當中，我的生活已經有另外一種取向：安頓下來只是權宜之計，並非長遠打算。

　　在第一天晚上——當天色已黑，牆壁的輪廓已經在昏暗中模糊起來——我走進這個終於佈置停當的小居室時，不由得吃了一驚。在那一瞬間，我以為走進了三十年前我在維也納為自己安置的小屋子。也是這麼小的房間，唯一的美好問候是那些靠在牆上的和以前同樣的書籍，以及布萊克的《約翰國王》上那雙夢幻般的眼睛，無論走到哪裡它都陪伴著我。我確確實實需要那麼一刻才回過神來，因為很多年來我再也沒有想到過那第一套公寓。莫非這是一種象徵，意味著我的生活在經歷了那麼大的跨度之後要回到從前的狀態，而我會變成自己的影子？三十年前，當我在維也納選擇了那個居室時，那是剛剛開始。那時我還沒有什麼創作，或者說沒有重要作品問世。

　　我的書，我的名字還沒有活在我的國家裡。現在與當年有著詭異的相似之處，我的書又從這個語言當中消失了。我所寫的東西，在德國不為人知。朋友們都保持疏遠，從前的圈子被打破了，房子連同所有的收藏和繪畫作品都失去了。和從前一樣，我的周圍都是陌生人。我在這期間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所學的、所享受的，似乎都隨風而散，五十多歲的我又面對一個新開端，如一個大學生坐在寫字臺前，每天疾步去往圖書館。只不過已經不那麼充滿信心，不再那麼熱情，頭髮上多了一層灰白，疲憊的靈魂上蒙上了一層沮喪的暗影。

　　關於1934年到1940年在英國的情況，我猶豫著不要去講太多，因為這時已經離我們的時代很近了，我們大家都幾乎經歷了同樣的，通過收音機和報紙挑動起來的不安，有著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憂慮。我們大家都不會帶著驕傲去回想那些政治上的迷惘，想到它將我們引向何方，會讓我們感到毛骨悚然。誰要想說明這些過去，就必須控訴，可是在我們所有的人當中，誰有這個資格！況且，我在英國的生活完全深居簡出。在我流亡和半流亡的這些年，我中斷了一切暢言無羈的群體交往，因為我有一個讓人發狂的理念：在討論時局方面，我身在外國，不能插言。我知道這想法有多麼愚蠢，但是我無法克服這種多餘的阻礙。對於奧地利的領導層表現出來的愚蠢，我尚且無能為力，我怎麼能在這裡，在這個我自己感覺是客人的美好島國裡，在對情況有更清楚、更好的瞭解之上，提醒人們希特勒將對世界構成威脅呢？他們會把這當成我個人的看法。

　　當然，面對一些明顯的錯誤，要想保持嘴巴緊閉，有時候也是很困難的。讓人感到心痛的是眼睜睜地看著偏偏是英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他們的忠誠、誠實的願望，在沒有相反證據時首先給人以信任——被精心策劃的宣傳所濫用。人們不斷地聽到這樣蒙人的說法：希特勒只是想把德國的邊境地區要到手裡，然後他就會心滿意足地收手並且出於感謝之情將布爾什維主義剷除。這個誘餌的效果實在是太好了。希特勒只需要在講話中說出「和平」一詞，報紙就歡呼著忘掉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再去追問為什麼德國要這麼瘋狂地增加軍備。從柏林回來的（英國）人——讓他們看到的都是預先準備好的，而他們也受到了款待和逢迎——會大力稱讚那裡的秩序和他們的新領導人。一來二去，在英國人們甚至開始默認，希特勒提出的大德國「要求」有其道理。沒有人明白，奧地利就是牆上那一塊特別的石頭：只要有人將它挖掉，歐洲便會坍塌。

　　我以焦灼的目光看著英國人和他們當中的領導者們因為天真和高貴的輕信而受人蠱惑，而我的眼睛曾經在家鄉從近處看到過衝鋒隊成員的臉，聽到過他們唱「今天，屬我們的是德國；明天，將是整個世界」。政治局勢越緊張，我越是回避與人談話，回避公開活動。在舊大陸，唯獨在英國，我沒有在報紙上發表與時局相關的文章，從未在電臺發表談話，從未參加過公開討論。我在那裡隱姓埋名，生活在一個小房間裡，和三十年前生活在維也納的那位大學生一樣。因此，我沒有資格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證人來描繪英國。況且，後來我不得不承認，在戰爭之前我從來沒有認識到英國人身上最深沉、最內涵的，只有在最危險的時刻才迸發出來的力量。這樣一來，我就更沒有資格說什麼了。

　　我在英國見到的作家也不多。恰好那兩位我後來開始有交往的作家約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和休·沃爾波爾（Hugh Walpole，1884—1941）被死神提早帶走了。年輕的作家我不經常能遇到，作為外國人的不安全給我造成負擔，因而我回避一切會所、晚宴和公眾活動。不管怎樣，我還是經歷過一次特殊的、真正難忘的享受，見到蕭伯納和H.G.威爾斯這兩個真正頭腦敏銳的人物之間分歧深刻卻特別帶有騎士風度的精彩交鋒。那是在蕭伯納那裡一個小圈子裡的午宴。

　　當時令我一方面感到有興味，另一方面感到有些尷尬，因為我事先不知道是什麼引發了他們之間的隔閡。這隔閡讓兩位大作家都感到如箭在弦，這已經體現在他們彼此問候的方式上，那是一種浸透著些許諷刺的相熟：肯定在他們二人之間存在著原則性的意見分歧，或者是不久以前剛剛消除，或者正好要通過這次午宴來消除。這兩位在英國享有盛譽的大人物半個世紀以前都在「費邊社」為當時同樣年輕的社會主義並肩戰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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