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7)_茨威格

七七

　　當然，我們乘坐的列車根本不是勞工者的，那是沙皇時代的臥鋪列車，比歐洲的豪華列車還要舒適，因為車廂要寬敞些，行駛的速度也慢一些。我第一次行駛在俄國的大地上，很奇怪，我不覺得陌生。一切都讓我覺得出乎意料地熟悉：那平坦空曠的草原帶著淡淡的憂傷，低矮的小茅舍以及有著洋蔥頭的小城鎮，那些長著長鬍子的男人，他們半是農民半是先知，快樂而笑容滿面地向我們致意；那些戴著彩色頭巾、穿著白色裙子的婦女出售格瓦斯、雞蛋和黃瓜。

　　我怎麼會知道這一切呢？只是通過俄國的文學大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薩科夫、高爾基曾經真實而卓越地描寫過「人民」的生活。我相信，儘管我不會這門語言，這些人說的話我也能懂。這些令人感到樸實的男人站在那裡，穿著寬鬆的上衣，有著魁梧的身材；那些車廂裡的年輕工人，或者下棋，或者讀書，或者討論，那種年輕人身上的不安定、不受羈絆的精神力量，它們還會因為對一切力量的呼喚而經歷一種特殊的復活。那是留在我的記憶中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民」的愛在發生作用：不管怎樣，還在火車上我已經對這些單純的、動人的、聰明的、蒙昧未開的人產生了好感。

　　我在蘇維埃俄國度過的這十四天一直都神經繃緊。去看、去聽，去讚歎，被噁心、感到興奮、感到生氣，總是在冷與熱的激流變換中。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那裡有帶著圍牆和洋蔥塔頂的雄偉的紅場，有一些韃靼人的、近東的、拜占庭的精彩因素在裡面，因而也有最初的俄羅斯的風格，但是緊挨著這些還有一群如美國巨人一樣的現代的、超現代的高樓建築。什麼都顯得格格不入。教堂裡被煙熏黑了的古舊聖像和嵌有寶石的聖壇影影綽綽可見，百步之外放著的一口水晶棺材中躺著列寧的遺體，剛剛整過容（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到來），穿著黑色的西服。

　　在幾輛閃亮的汽車旁邊，是滿臉鬍子、邋裡邋遢的馬車夫在含混不清地吆喝著，用鞭子驅趕他們那瘦弱的馬匹。在我們發表演講的大歌劇院裡燈火輝煌，一派沙皇時代的富麗景象展現在無產階級聽眾面前，而在城郊，無人照管的肮髒老人站在朽壞的老房子前，只能互相依靠著以免跌倒在地。一切都太老舊、衰頹、鏽跡斑斑，但是一切又都想一蹴而就變得現代、超級現代，變得在技術上有頂尖水平。

　　正是由於這種急於求成，莫斯科人滿為患，到處混亂不堪。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在商店裡，在劇場門前，人們到處都得等待。一切都管理過度，因而不能真正有效運轉。應該帶來秩序的新官僚體系，還在享受著批條子和派發許可證的樂趣，一切都在拖延。那個重要的晚上，本來要在晚上六點鐘開始的，一直拖延到九點半才開始；等到我淩晨三點筋疲力盡地離開大歌劇院時，講話者還在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每個招待會、每次赴約，歐洲人總是提前一個小時來到。

　　時間就這樣在手中流過，但是又因為觀望、觀察和討論顯得滿滿的。一切都蘊含著一種熱度，它讓人感覺到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俘獲，還會引發出來俄羅斯那種神秘的精神導火索，讓人迸發出無法抑制的快活、感覺和想法。一個人在這裡會容易情緒激昂，儘管不知道原因何在，也不知道是為了怎樣的目標。這是周圍環境導致的結果，也許一種俄羅斯靈魂已經在一個人身上生長出來。

　　許多事情的確非常了不起。尤其是聖彼得堡，這座由具有膽識的王侯天才們設計的城市，有著恢宏的佈局和宏偉的宮殿。不過，它同時也是《白夜》中讓人感到壓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w）的彼得堡。冬宮非常雄偉，令人難忘的是在那裡看到的景象：工人、士兵、農民成群地穿著沉重的鞋子走進從前沙皇的大廳，他們充滿敬畏地將帽子拿在手裡，就如同從前站在聖像前面一樣，他們懷揣說不出的自豪來觀賞這些繪畫：這些現在屬我們了，我們得學著去瞭解這些東西。教師們帶著臉蛋圓圓的孩子穿過大廳，藝術管理員們在向那些有些拘謹的、認真傾聽的農民解釋倫勃朗和提香的繪畫。每當講到細節，他們總是膽怯地將沉重的眼皮下的眼睛抬起。在這裡也如同到處都有的那種情況一樣，在這種純潔的、認真的努力後面，未免有小小的可笑之處：想要在一夜之間讓那些大字不識的「人民」馬上能理解貝多芬或者維米爾的作品。這種努力的最可寶貴之處在于，一方要立竿見影地讓藝術變得可以理解，另外一方得去理解。但是，這讓雙方都變得毫無耐心。

　　在學校裡，他們讓孩子們畫最野性、最先鋒的東西，十二歲的小姑娘的課桌上放著黑格爾的著作和索雷爾（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人）的書；連根本不認字的馬車夫，手裡也拿著書，只是因為那是書，「書」就意味著教育，也是新型無產者的尊嚴和責任。有多少次他們讓我們參觀一個中型工廠並期待著我們的驚訝時，我們得露出那樣的微笑，好像我們在歐洲和美國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類東西似的。有一次，一位充滿自豪的工人指著縫紉機對我說：「這是電動的。」他滿是期待地向我看過來，我應該大力讚揚才對。這些民眾第一次看到這些技術產品，他們誠心誠意地認為，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寧和托洛茨基設想出來、發明出來這一切。人們在讚歎中微笑著，暗地裡卻覺得好玩。

　　這個俄國，是一個有著怎樣了不起的天才，性情愉快的大孩子啊！人們不由得總是這樣想、這樣問自己：這個國家真的能像它打算的那樣，快速地學會那門龐大的課程嗎？這個偉大的計劃還能更加了不起地發展下去，抑或擱淺在舊式的奧勃洛摩夫的怠惰中？在某個鐘頭，我們對此有信心；在另外一個鐘頭裡，我們又失去了信任。我看得越多，心裡就越發不清楚。

　　可是，難道這種矛盾只在我身上才有？難道它不是更多地源於俄羅斯人的身上？它不也存在於托爾斯泰——這位我們前來紀念的偉人——的靈魂當中嗎？在去往亞斯納亞·波爾亞納（Jasnaja Poljana）的火車上，我跟盧那察爾斯基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到底是一個革命者，還是一個反革命者？」盧那察爾斯基對我說：「他自己對此有所知嗎？作為一個俄國人，他想太快地完成一切。上千年來形成的世界，他想在翻手之間就改變。差不多和我們一樣。」他微笑著加上一句：「要按照一個獨此一家的公式來做，完全和我們一樣。要是有人說我們是有耐心的，那便是看錯了我們，我們俄國人。在身體上，甚至在靈魂上，我們都是能忍耐的；但是我們的思想，比任何民族都缺少耐心。

　　我們想要一切真理，總是要馬上知曉真諦。他，那位偉大的老人，為此受了多少折磨。」的確，當我走進亞斯納亞·波爾亞納的托爾斯泰故居時，總是能感覺到「那位偉大的老人，為此受了多少折磨」這句話。就是在那張寫字臺上，他完成了不朽的著作，但是他離開它，到旁邊的一個貧窮不堪的小房子裡去做鞋，很糟糕的鞋。那扇門、那個樓梯，他就是從那裡逃離了這座房子，他是想借此逃離自身存在的矛盾。那裡有一杆長槍，在戰爭中他用它殺死過敵人，而他自己卻是一切戰爭的敵人。在這座低矮的白色莊園建築裡，他的人生存在的全部問題如此強烈而直觀地矗立在我的眼前。當我走向他的最後安息地時，這種悲哀的感覺被奇妙地平復了。

　　我在俄國所見到的，沒有什麼比托爾斯泰的墓地更了不起、更令人動容的了。這個廣為人知的朝聖之地偏僻孤寂地躺在一片樹林之中。一條窄窄的步行小路通往這座土丘：那不過是一個四方形的土堆而已，沒有人來守衛它，沒有人來保護它，只有幾棵大樹給它遮蔭。在墓前，他的孫女告訴我說，這些參天聳立的樹，是列夫·托爾斯泰自己栽下的。他和哥哥尼古拉小時候曾經在某個村婦那裡聽到過這樣的傳說：人們栽下樹的地方，就會成為幸運之地。他們半是遊戲似的栽下一些小樹苗。很久以後，老人才想起來這個美好的預言，馬上就表達了要葬在自己栽種的樹下面這一願望。事情的安排，完全依照他的願望。因為它那征服人心的簡樸，它也是世界上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墳墓。在樹林中間，為樹木所籠罩的一個小小的四方形土丘：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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