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6)_茨威格

七六

　　§十四　夕陽西下

　　從1924到1933年的這十年，在那個人攪翻世界之前，是歐洲相對寧靜的時期。每念及此，我總是心中充滿感激。正因為它如此嚴重地遭受混亂不安，我們這一代人才將這相對的和平當成意想不到的禮物。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必須得彌補上在戰爭和戰後生活中被偷走的幸福、自由以及全力以赴的思想發展。人們工作得更多，但是更為輕鬆；人們漫遊、人們嘗試、人們再度發現歐洲和世界。從來沒有像在這十年裡，有那麼多人加入旅遊的行列。那是年輕人的急不可耐，要迅速彌補在互相禁絕的狀態下所錯失的東西？或者，那也許是人們一種陰暗的預感，必須及時地趕在禁錮重新開始之前，衝破狹隘的小天地？

　　我在這期間也旅行很多，只是與我年輕時代的旅行有所不同，因為我在這些國家裡已經不是一個陌生人了。到處都有我的朋友、出版人、讀者，所到之處我是我的書的作者，不再像從前那樣是一位匿名的好奇者。這也有各種好處：我可以用更大的力度、更廣泛的效果來推行一個理念——多年以來這已經成為我真正的生活理念：歐洲在精神上的統一。為了這樣的目標，我在瑞士、在荷蘭發表演講，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殿堂」演講，用意大利語在佛羅倫薩歷史性的韋其奧宮的十三世紀藝術大廳（Sala die Dugento）——那曾經是米開朗琪羅和萊奧納多·達·芬奇曾經滯留的地方——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進行巡迴演講。那完全是另外一種旅行，到處都能見到那個國家裡與我同道的最優秀的人物，不必到處去尋找他們。

　　那些我在年輕時滿心崇拜，本來從來也不敢給他們寫一行信的人，現在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能進入那些平時高傲地將外來者拒之門外的圈子，我能看到巴黎聖日耳曼區高級貴族的宅邸，意大利的各種宮殿和私人收藏；在公共圖書館裡，我不必站在外借窗口等候借書，而是館長親自帶我看他們珍藏的寶貝；我能夠成為某些身家百萬美元的古董商，比如費城的羅森巴克博士（Dr.Rosenbach）的座上客，而小收藏者只能帶著羞窘的目光從他的店面前快速走過。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這所謂的「上層」世界，見識到這裡的豪華和舒適，而我不必向任何人請求允許我進入其中，這一切都是向我找上門來。

　　但是，這樣我就把世界瞭解得更好了嗎？我總是不自主地懷念青年時代的旅行：沒有人在等著我，由於隻身行動，一切都顯得更神秘。因此，我也不願意完全放棄舊有的漫遊方式。每次我到巴黎，都會避免在到達的當天告訴任何人，哪怕最好的朋友如羅歇·馬丹·杜加爾（Roger Martin du Gard）、儒勒·羅曼（Jules Romains）、杜阿梅爾（Duhamel）、馬塞雷爾（Masereel）。我首先要不受干擾、漫無目的地在大街上閒逛一番，就如同當年作為大學生一樣，再去從前的咖啡館和小酒館，再讓自己找回青年時代的感覺。

　　如果我想寫作的話，也會到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去偏僻的小地方如布洛涅（Boulogne）、蒂拉諾（Tirano），或者去第戎（Dijon）。不為人知，在住過奢華得不可思議的大飯店之後，住在小旅館裡是很美妙的事情；有時走上前臺，有時退下，讓多少光和影子打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依照自己的意願。後來，希特勒奪走了我那麼多東西；但是，就算他也既不能沒收也不能毀掉我的這一明確的意識：十年之久，按照自己的意願，帶著發自內心最深處的自由作為一個歐洲人生活過。

　　在這些旅行當中，令我最為激動也所學最多的便是前往新俄國的旅行。1914年，就在戰爭爆發之前，在寫作那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時，我已經開始準備這次旅行了。可是，血腥的戰爭將這個計劃給中斷了，從此我就有所顧慮。對於思想界的人士來說，俄國因為其布爾什維主義的實驗成為戰後最引人入勝的國家，人們並不真正瞭解其詳情，要麼馬上興奮地讚歎它，要麼極端地與之為敵。由於宣傳以及同等力度的反宣傳，誰也不確切地知道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人們知道，那裡正在嘗試一些全新的東西，好的也罷、壞的也罷，一些會決定我們未來世界構成的東西。

　　蕭伯納、威爾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紀德都去過那裡，回來時他們有的成了熱衷者，有的成了失望者。假如我不是那種在思想上樂於瞭解一切新事物的人，也許不會馬上有願望要靠自己的眼睛來形成一番圖景。我的書在那裡流傳甚廣，不光有馬克西姆·高爾基撰寫了序言的全集，還有若干隻賣幾個戈比的價廉版本，它們進入了最廣大的民眾當中。可以肯定，我會很受歡迎的。但是，妨礙我成行的因素是：當時任何去俄國的旅行，從一開始就是意味著一種表態，強制性的公開認可或者公開否定。我這個人對政治性和教條性的因素最深惡痛絕，不想受人強迫在幾個星期以後就對一個我無法獲得總體概觀的國家，一個尚有很多問題待解決的國家形成一種評判。所以，儘管我的好奇心炙熱如火，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去蘇聯。

　　1928年的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請信，要我作為奧地利作家的代表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列夫·托爾斯泰一百周年誕辰的慶祝活動，並在晚會上向他敬獻賀詞。我沒有理由避開這樣的機會，因為這個超越黨派的活動讓我的訪問失去了任何政治色彩。托爾斯泰作為一位主張非暴力的先知人物，不能被認為是一位布爾什維主義者。我也有足夠的資格，關於作為詩人的他來說些什麼，因為我寫的關於他的書已經銷售出去幾萬冊。在歐洲的意義上，我也覺得這種活動——所有國家的作家聯合起來，共同向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一員致敬——也是一種意義深遠的表達。我接受了邀請，也沒有後悔這快速的決定。列車行經波蘭時，對我已經是一種難忘的經歷。我從中看到，我們這個時代能多麼快速地讓自己切開的傷痕癒合起來。我在1915年所看到的加利西亞的城市廢墟，現在都已經煥然一新。

　　我再一次認識到，十年的時間在一個人的人生中是很長的一段，而在一個民族的生存中只是眨眼的瞬間。在華沙已經沒有任何跡象能表明，這裡曾經有過兩次、三次、四次勝負雙方軍隊交戰。咖啡館裡坐著衣著典雅的女人，耀人眼目；行走在大街上衣裝筆挺、身材瘦長的軍官們，更像是演技高超的宮廷劇院演員在扮演士兵。到處都能讓人感覺到活力、信任和一種有充分理由的自豪，這讓新興的波蘭共和國從世紀的廢墟中抬起頭來。從華沙繼續開往俄國的邊界。

　　這裡的土地廣袤平坦，沙質也越來越強。在每一個車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著花花綠綠的鄉村服飾站著，因為全天只有一輛客車經過這片被禁止入內、被封閉的土地，因此能看到一輛整潔光鮮的快車，一輛將世界的東方與西方連接在一起的快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終於到了邊境站涅戈洛爾耶（Njegorolje）。在鐵軌上方高高地懸掛著一條血紅的橫幅，上面的俄文字母我不認識。有人給我翻譯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個人從這燃燒般的紅色橫幅下穿過，就踏入了一個勞工者的國度，蘇維埃共和國，一個新世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