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8)_茨威格

七八

　　這位比任何人都因為自己的名字和榮譽而倍感痛苦的偉大人物，被不題名地埋葬在這裡，就如同一個被人偶然發現的流浪漢，如同一位無名的士兵。誰也不會被擋在他的長眠之地以外，圍起墓地的那單薄的柵欄沒有上鎖。沒有什麼能比人們的敬畏更好地保護這位永無止息之人的最後安息。平常情況下，好奇者會因為一座墓地的奢華蜂擁而至，而在這裡，令人無法抵抗的簡單俘獲了所有參觀者。風，像上帝的言辭一樣沙沙地掠過無名者的墳墓，此外便了無音聲。從這裡走過的人，也許只知道這裡埋葬著一個人，在俄國的土地上埋葬著某一位俄國人。無論是巴黎榮軍大教堂大理石拱門下拿破崙的墓室，公爵陵寢中歌德的靈柩，還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裡的墓碑，讓我感到的震撼都不如這沉默無言、令人動容的無名墳墓：它在樹林中的某個地方，只有風兒同它喃喃細語，哪怕不傳遞任何訊息和言辭。

　　我在俄國度過了十四天，還一直感覺到這種內心的好奇，這種輕微的思想上的癡迷迷霧。讓我如此不安的，到底是什麼呢？很快我就認識到了：是人和從他們身上湧動出來的誠摯。所有的人，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堅信他們在參與一項了不起的、關乎全人類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他們不得不接受物品的匱乏和短缺，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使命。從前他們在歐洲人面前的那種自卑感，一下子變成了沉醉般的驕傲：他們超前了，走在一切人的前面。「光明來自東方」：他們才能拯救世界。他們真誠、堅定地這麼以為。「這個」真理，他們已經認識到：他們被給予機會，去實現其他民族只能夢想的事情。

　　當他們把最微不足道的東西給人看時，也會兩眼放光：「這是我們做出來的。」這個「我們」貫穿在整個民族當中。送人趕路的馬車夫會用鞭子指著某座新房子，帶著一臉燦爛的笑容說：「我們建造了它。」大學教室裡的韃靼人、蒙古人走過來，帶著驕傲給人看他們的書。「達爾文！」一個大學生說，另外一個說：「馬克思！」他們帶著的那種自豪，就好像書是他們自己寫出來的一樣。他們不斷地擁擠前來，要給我們看、給我們解釋，他們非常感激有人來參觀他們的「事業」。每個人——在斯大林之前的年代！——對歐洲人都有著無邊的信任，他們用忠誠的眼睛看著人，像兄弟一般用力與人握手。但是，也正是這些極少數人同時也表現出來，他們也許熱愛一個人，但是對一個人沒有什麼「尊敬」可言：大家都是兄弟，是同志。在作家當中也不例外。

　　我們坐在亞歷山大·赫爾岑從前的宅邸裡，不光有歐洲人和俄羅斯人，還有通古斯人、格魯吉亞人、高加索人，每一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都為紀念托爾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與他們大部分人之間語言不同，但是能互相明白。有時候一個人站起來，朝某人走過去，說出該人一部作品的名字，指了指自己的心臟，意思是說「我非常喜歡它」，然後抓起這人的手熱烈地搖晃，好像出於喜愛而要將他的全部關節給弄斷一樣。

　　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帶來了禮物。當時還是一個很艱難的時代，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是每個人都準備了些什麼，以便留作紀念。一幅沒有價值的舊版畫，一本讀不懂的書，一幅農民的剪紙。對我來說，這當然要容易得多，因為我可以用一些若干年來在蘇聯已經見不到的貴重物品來回贈他們：一個吉利牌刮臉刀片，一支鋼筆，幾本上好的白色信紙，一雙軟皮拖鞋，於是我回來時行李已經少得不能再少。正因為這種誠摯是無言而帶有衝擊力的，它才那麼有震撼力。在這裡人們所感受到的效果之廣泛、溫暖，於我們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在我們那裡從來不能接觸到「人民」。

　　每次與這些人在一起，都是一個很危險的誘惑，有些外國作家也確實在對蘇聯的訪問過程中被俘獲了。他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歡呼，為真正的大眾所熱愛，所以他們相信當政者一定推崇他們的作品，所以人們才會讀他們的作品，熱愛他們的作品。以德報德，以大度回報大度，這也是人性的常情。我也必須承認，在俄國的某些時刻，我自己也差不多要開始唱讚歌了，因為所看到的興奮之情而感到興奮。

　　我自己之所以沒有被這種魔術般的迷狂所附體，與其說是因為我自己的內在力量，毋寧說更應該感謝一位陌生人，其姓名我無從知曉，永遠也不會知曉。那是一個大學生的慶祝活動。他們環繞著我、擁抱我，和我握手。這種興奮，讓我渾身溫暖，我看到他們充滿活力的臉上滿是喜悅。四五個人陪著我回到住地，一個小組，其中也有指派給我的女翻譯，她也是一位大學生，一切都是她來替我翻譯。直到我在旅館裡將房間門關上，我才真正是一個人，十二天以來真正獨自一人，因為總是有人陪著，總是被包圍著，總是被熱情的波浪擁來蕩去。我開始脫衣服，將外套脫下。這時我發覺有紙的聲音。我把手伸進衣袋。是一封信。一封用法語寫的信，但不是通過郵局送來的，一定是某個人在擁抱或者人群簇擁時巧妙地放到我的衣袋裡的。

　　那是一封沒有簽名的信，一封非常聰明、非常人性通達的信，雖然不是出自所謂的「白俄」，但是對近年來日益強化的對自由的限制表示徹底憤慨。「人們對您所說的話，請您不要什麼都相信，」這位不相識的人寫道，「您也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東西時，他們也有很多東西沒有給您看。您要記住，那些跟您講話的人，大多數沒有說出他們想說的話，只是說了可以對您說的話。我們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一點兒也不少。您的翻譯要報告您的每一句話。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受到控制。」這位陌生人給我列出一些例子和細節，可是我無法去核實這些。但是，我按照他/她的要求將信燒掉了：「不要光是將信撕碎，因為他們會從您的紙簍裡找到每個碎片，把它們拼到一起。」然後，我開始考慮。

　　我曾經身處這誠摯的熱情當中，這種美好的同志式情誼當中，原本不止有一次機會可以和某人私下裡無拘無束地談話，難道這不是真正的事實？我不懂俄語，這讓我無法對來自民眾的人群有真正的感覺。況且，在這十四天裡我所見的，是這個看不透的國家中那麼微小的一塊！如果我要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別人的話，就必須承認，某些細節給我印象令人如此激動、如此歡欣鼓舞，然而卻沒有客觀上的可靠性。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幾乎所有的歐洲作家從俄國回來之後，馬上都寫了一本書，帶著興奮的肯定，或者是言詞尖刻的否定，而我只寫了幾篇文章。我的這種保留也不無益處：因為在三個月以後，很多事情與我所見到的已經有所不同；一年以後，由於迅速的改變，當時的每一個字都能因為後來發生的事實被斥責為謊言。不管怎樣，我還是在俄國如此強烈地感覺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潮流。其程度之強，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過。

　　離開莫斯科時，我的箱子基本上空空如也。能給出去的東西，我都分別送出去了；他們給我的東西，我只帶回來兩個聖像，好長時間它們裝飾了我的房間。不過，我帶回家裡最有價值的東西，是與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友誼：我是在莫斯科才第一次見到他本人。一年或者兩年以後，我們在索倫托（Sorrent）再度相逢：他當時因為健康狀況不好必須去那裡休養，而我作為客人在他那裡度過了難忘的三天。

　　我們的相聚共處原本有些特殊。高爾基什麼外語都不會說，而我又不會俄語。按照所有的邏輯來說，我們只好無言地相對而坐，或者只能借助於我們尊敬的朋友瑪麗亞·布德貝格男爵夫人（Maria Baronin Budberg）的翻譯才得以交談。不過，高爾基能成為世界文學當中最天才的敘事者，絕非偶然。講述，對他來說不光是藝術性的表達形式，也是他整個人最有效的魅力所在。在敘述時，他將自己融入敘述對象當中，將自己置換到被敘述的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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